朱大可：“郭敬明赢巴金”的真正原因

　　新闻背景：由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联合《怀尧访谈录》发起的"2008-2009年度中国出版机构暨文学刊物10强"评选结果揭晓，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以6835票高登榜首，而由一代文学大师巴金所创办的《收获》仅以459票名列第六。

　　面对榜单引起的争议，评委何三坡对一些所谓的老牌文学杂志表达了不满，颇有发飙的意味。他说当下大部分文学期刊早已沦落为上等青楼。"像《诗刊》这样的杂志，几乎就是中国三流文人的集散地，平庸文字的天堂。看到它们，你很容易对中国文学绝望。

　　著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评选揭晓后公开表示："本次网民投票的结果，并不符合我和我的同事的意图，但我们尊重这一既成事实。更为重要的是，借助这次'民意调查'，我们对纯文学影响力的日渐式微，有了更为明澈的了解。"以下是他与《怀尧访谈录》制作人吴怀尧的对话。

　　吴怀尧：中国文学期刊10强中，通俗读物风光无限，纯文学读物被逼到墙角，最终的结果看上去不可思议，但正好折射出当下大众的阅读趣味，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这个评选结果意味着两个重要的信号，第一，通俗文学杂志取代纯文学杂志而成为市场主流，这是一个无法更改的事实；第二，尽管如此，纯文学杂志在经历了小众化的蜕变之后，仍然据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个格局比我预料的要好。纯文学所拥有的空间，比墙角似乎更多一点。

　　吴怀尧：相比上世纪80年代，当下文学期刊显得荒凉而凋敝，很多濒临死亡的边缘，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有解决之道吗？

　　朱大可：这来自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中国大文化的整体性退化；第二是文学在新媒体和后现代思潮冲击下的世界性衰退；第三是中国主流作家集体进入个人写作衰退期，而新生代实力单薄，无法力挽狂澜。基于这三种原因的联手出现，中国文学衰退的景象变得更加触目惊心。对此我没有任何解救的药方。我们唯一能做的，也许只是哀伤地目击它年华老去。

　　吴怀尧：在中国作家富豪榜的调查期间我发现，现在出版界存在着大量的"潜规则"，最让写作者头痛的就是出版机构隐瞒印数和克扣稿费，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你所说的正是我亲身经历多次的事实。比如我的《话语的闪电》，出版商只付了一万册的版税，而后就开始堂而皇之地"自我盗版"，多次重印，甚至放在各地大型超市销售，而我没有再拿到过一分钱。这不仅是作家和出版业的耻辱，也是中国市场的耻辱。我们也许还需要经过很多年，才能重建基本的出版伦理和诚信体系。当然，如果有一个民间独立的仲裁机构，事情也许会有所好转。

　　吴怀尧：《收获》是中国的老牌文学期刊，这次被你弃而不提，能否透露下具体原因？

　　朱大可：我觉得《收获》的优点在于坚守80年代的文学标准，这使得《收获》比其它杂志更接近文学，而它的弱点也在于它过度信赖这种尺度，以致这类文学期刊的路越走越窄，跟时代需求发生错位与失调。如果它能够适度引入新媒体文本，例如电视电影脚本、手机短信乃至图片叙事文本，则会使文学有"凤凰涅槃"的机遇。放弃向《收获》投票，也许是抱着这样一种希望：能借此推动它和其它文学期刊的观念更替。

　　吴怀尧：文学新人在和各类文学期刊、出版机构打交道时，你觉得他们应该注意什么？

　　朱大可：呵呵，我不知道。我本人是这方面的失败者。对于出版机构，我们一直处在选择上的两难境地：善于把玩市场的，未必有诚信；而讲诚信的，又未必能玩转市场。文学新人大多没有经验，但却比我们更具有市场营销的本能和潜质。他们在这些方面不易上当。当然，文学期刊大多生存艰难，对于它们，文学新人应该把对稿酬的欲望压得很低。在今天的文化格局里，投稿是一次布施，投好稿就更是一种高风亮节。

　　吴怀尧：如果让你担任一家出版机构或者文学期刊的老总，你最先做的三件事是什么？

　　朱大可：如果是国有出版机构，我不会当这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