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严打尚不足以维护“马路安全”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3日对造成5死4伤的南京“6·30”特大醉酒驾车肇事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张明宝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结束后，南京中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就案件的焦点回答了媒体的提问，称“‘张明宝案’量刑是慎重决定的”。（12月24日《京华时报》）

　　这样的判决招致了舆论的诸多批评，新浪新闻上当日评论就达1.3万余条，多数网民痛感于酒后驾车严重威胁公众生命财产和社会安全，质疑不判死刑如何向死者家属交代，以后司机胆子更大。

　　杀还是不杀，这历来是有影响性刑事大案中的一道司法难题。在杭州胡斌案、成都孙伟铭案、杭州魏志刚案等恶性交通事故层出不穷的情景中，触目惊心的危害后果让司法“严打”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大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势。但奇怪的是，平日里一些惯常赞同少杀慎杀乃至呼吁废除死刑的评论达人，一旦遭遇到此类与民意相左的“免死”判决，就背弃了往日悲天悯人的司法人文关怀主义立场，也加入到奔腾的民意洪流当中，这着实令人有些费解。

　　当然，笔者并非要以司法的人性化来为该案判决寻找正当性理由，只是强大民意诉求背后折射出的对公共治理期待的偏差，引起了我的注意。恰如法院在判决后的释疑时所说，审理案件、惩治犯罪不是最终目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此案的审理，能警醒驾驶者树立敬畏生命的意识，营造良好的驾乘氛围。其实，舆论之所以对判决产生失望，也是基于这一初衷，因为在普通民众眼中，如此“罚不当罪”的判决显得有些轻，很难以对那些“马路杀手”起到震慑作用。

　　由此可见，人们呼吁司法严惩酒后驾车等“马路杀手”的背后，仍旧是一种传统的对刑罚威慑功能的迷恋，期望个案中的司法“严打”能够警示其他违法者“望而却步”，进而维护我们的“马路安全”。

　　问题是，杀一个张明宝就能还我们一个安全的马路吗？一纸醉驾的死刑判决就能重塑开车族的交通法规意识吗？

　　在公共治理当中，刑罚作为一种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其功能向来有限。我们不能将“马路上的正义”寄托在一种个案严打之上，也不能寄托在一种运动式的执法风暴上。时轻时重的司法，时疏时密的执法，带来的必然是某些人侥幸心理下的违法萌动，是刑罚威慑下对规则不得已遵守的反感心理，最终无法培育出恒久不变的规则意识。

　　总之，舆论对“张明宝案”寄予了太多公共交通治理的期待，这是司法个案所难以承受的。相比而言，我们在关注个案公正的同时，不妨把维护马路安全的诸多愿景，还原为加强公共治理的制度建设上来。试想，如果每一次交通违法都能得到执法纠治，每一次酒后驾车都不会因为各种“关系网”而逃避处罚，在日积月累的严密执法上逐渐形成优良的规则意识，我们还需要以选择性适用死刑的司法严打来争取一时的马路安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