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王安石变法为何没成功

　　历史学家黄仁宇以研究中国财税史见长，他有个著名的提法，叫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历史。这里的技术并非指科学技术，而是指财税制度、货币信用制度等经济管理的技术。从技术角度看，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实现“数目字管理”，即完全按照商业的原则来管理国家。这样发展起来的国家组织严密而高效，而且能不断提高社会运作效率。反之，如果一个国家主要依赖农业系统，文明的进步将相当缓慢，几乎陷于停滞。黑格尔当年说，以前中国的历史是“没有历史的历史”，只有王朝的反复更迭，实际上就是指社会组织和效率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

　　在黄仁宇看来，中国古代社会体制在秦汉时期就已定型，但在以后的漫长时间内，传统的社会经济逐渐结成一个死结：法律及制度在聚集财富的用途上早就使用至极限，传统农业经济也早已发挥到极限，但仍无法实现商业化的突破，胶着在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之中。这使中国社会在漫长的中古时代逐渐陷于停滞。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中国绝大多数统治者都重农抑商，但宋朝开国就对工商业经济十分重视，政府支持造船、铸币、开矿、榷税、酒醋专卖等事业。宋朝统治者试图以发达的经济来对抗北方的少数民族国家，梦想恢复汉唐故地。赵匡胤就曾决心在府库中积绢200万匹当作财政储蓄，来对抗契丹。这种情况下，宋代的社会经济文化获得了空前繁荣，铜钱的流通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国内国际贸易达到空前高峰，科学技术亦有非凡表现。

　　宋神宗时任用王安石变法，将这种新气象推向了高峰。王安石变法的实质就是利用商业来提高社会的运作效率，用这种方法来增加社会财富和增加政府收入。新法的主要措施如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等就是试图用信用贷款、资金融通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增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王安石的全面变法如能成功，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将全面改观。

　　然而这种改观并没有出现。王安石变法要获得成功，必须让官民双方都能依商业规则行事。商业法规要健全，私人财产权获得法律保障，社会物资、服务全面流通，帐目能彼此核对。但现实是，王安石变法把注意力放在上层机构，而忽视了最具决定性的低层机构。这种只从上层机构着手的改革一直不对基层放权，基层权责不清，自然无法产生一层层合理的自发秩序。

　　王安石新法推行政府与民间交易，但却不按商业规则进行，仍是传统的专制办法。在农村中推行金融，但又没有银行机构支撑，双方的权利义务无法清晰，公平无法做到，其混乱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