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克疗法之父走出休克的一天？

　　盖达尔去世了，在寒冷的冬季，这个消息让人们颇感到有些突兀，毕竟，这位“休克疗法之父”年仅52岁。

　　这位享年不长的学者型人物，成年后大部分时间在学府、学术研究机构和书斋中渡过，其担任政府要职的时间不过两年零两个月，从政的时间也不过12年零两个月，但就是如此短暂的政坛履历，却让他的名字永铭史册，或者换言之，永远和争议联系在一起。

　　这当然是因为他的休克疗法。

　　他的全部政府高官履历只围绕着“休克疗法”这四个字展开，因为他以白衣而卿相，以一介学者的身份，出任主管经济工作的第一副总理要职。当时正逢苏联刚刚解体，新生的俄罗斯联邦百废待兴，人们对几十年计划经济余恨未消，对市场经济改革憧憬未已，作为市场机制最激进、最著名的吹鼓手，人们当然对盖达尔寄予厚望，希望他和他的“万能的市场之手”，可以让颟顸而年久失修的苏联经济机器迅速调试到高效运作状态，让畸形的俄罗斯经济结构变得正常、合理，更让因长期“重重工和军工、轻轻工和民生”而饱受其患的俄罗斯人，感受到新社会、新生活的温暖和甜蜜。

　　因此，当盖达尔祭起“休克”手术刀，从物价开始改革的第一步时，人们最初发出的是欢呼。乱民易治，刚刚走过长期计划经济阴影的俄罗斯人，原本并不是很难满足。人们相信盖达尔所说的，物价改革是“一步到位”，是“长痛不如短痛”，相信他和他背后的美国“哈佛精英团队”，相信短暂的混乱和不适后，就是幸福和光明。最初人们的确高兴了一阵子，因为工资上限放开了，自由市场里的货物也丰富了，但很快，大家就冷下来了：工资是涨了一些，但永远追不上狂奔的物价；货物是丰富了一些，但普通人根本买不起。

　　接下来的是货币紧缩、金融紧缩，盖达尔告诉人们，这样可以抑制投机，恢复经济稳定，然而几个月下来，投机未见抑制，企业的活力却被抑制得透不过气来，缺乏流动资金导致大量企业关停并转，俄罗斯的城市里挤满了失业的人群，人们开始困惑、质疑、愤怒。

　　而盖达尔并未停止他的探索，他开始推行私有化，拆分国有资产。最初，人们对他的“无偿向公民派发股权凭证”兴趣盎然，认为这是确保社会公平、公正的独创性举措，但很快，连最狂热的支持者也沉默了：随着通胀的恶化，派发给普通民众的股权凭证很快变得如废纸无异，而趁火打劫的既得利益者，便趁机以极低廉的成本，迅速建成了对俄罗斯经济的寡头垄断。

　　“休克疗法”让俄罗斯几乎陷入休克：通胀无休无止、GDP萎缩一半，昔日的红色帝国只剩下一个病恹恹的躯壳，街道上充溢着愤怒和绝望的失业人群。作为“休克疗法之父”，盖达尔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只在副总理位置上干了两年两个月就被解职，“经济改革”、“西方模式”，连同整个俄罗斯自由派政治势力，都应这一“休克”而被俄罗斯人边缘化。

　　支持盖达尔的人认为，盖达尔成功完成了历史使命，让俄罗斯经济迅速摆脱了苏联时代的阴影，功不可没，至于“休克”的失败，主要应归咎于历史，因为面对一个外债1200亿美元、内债1万亿卢布，整个经济体系千疮百孔的俄罗斯，任何人坐在盖达尔的位置上，都未必能做得更好。而反对他的人则指出，正是他和他的“休克”，让整个俄罗斯“休克”了差不多10年，更有人指责他是导致苏联灭亡的罪魁之一——尽管作为学者、报人，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他并不应负多少直接责任。

　　尽管对于他的政见，反对的声音一直高涨，但对于他个人的品格争议却并不多：尽管他的“休克”导致俄罗斯进入寡头时代，但他本人却并未如许多人一样，攫取改革的红利，而是布衣来，布衣归，从学者又回归学者。他并未因经济见解的不同而成为普京政权的单纯批评者，而是继续执着地提出一个又一个建议，一如其在前苏联和叶利钦时代。

　　然而直至今日，俄罗斯经济仍未完全从昔日的“休克”中复苏，人们对盖达尔和他的休克疗法仍心有余悸。更让他尴尬的是，普京所推行的经济政策不仅是“反休克”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向旧体制回归的痕迹，而这样的一种“修正”，却让俄罗斯经济走出了为期数年的、久违的高增长，甚至成为金砖四国之一。很显然，在这样的态势下，盖达尔的名誉，很难从“休克”状态复苏。

　　即使盖达尔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他对前苏联和俄罗斯经济弊端的诊断是犀利的、独到的，他的许多见解也是相当精辟的，与他政见不同的普京，也对此表示出相当的尊重，普京-梅德韦杰夫政府也曾采纳过学者盖达尔的不少真知灼见。然而1992-1994年的盖达尔不是学者，不是军师或智囊，而是俄罗斯经济战役的前敌总指挥，对于俄罗斯公众而言，他们只知道，这一仗他们惨败，并且至今在为此付出代价，至于败军之将是功亏一篑的曹操，还是言过其实的马谡，甚至纸上谈兵的赵括，对于他们而言并无区别。

　　尽管继承的是前苏联的遗产，但1992年的俄联邦却是一个新生婴儿，对这样一个“年迈的婴儿”，贸然施以未经临床检验的猛药，其后果可想而知。尽管盖达尔后来在其著作《帝国的衰亡》中强调，面对一个烂摊子，他除去大刀阔斧改革外别无选择，但对于普通俄罗斯人而言，他们对此不感兴趣，也不需要感兴趣，因为“主管经济的第一副总理”原本就应该把经济搞好，而不是搞得更糟，盖达尔在这一点上的确是不称职的。

　　或许，他更适合做的还是学者、军师，将自己的思考、成果提供给决策者取舍、分析，而不是自己去做决策者，这就像原子弹的发明人不必自己开着轰炸机去扔炸弹一样——即使扔，也没有飞行员扔得好。

　　盖达尔已经去世了，盖棺论定，他能否获得一个更公正、或者更好一点的评价？或者换言之，“休克疗法之父”的名誉，能否从“休克”中国复苏？

　　暂时恐怕很难。当人们刚刚开始理性思辨，但“休克”的余痛未平；当俄罗斯经济的隐忧刚刚露头，但“金砖四国”的光环犹在、社会上仍然充盈着“民族复兴”的喜悦时，盖达尔在俄罗斯公众中的形象，恐怕很难有根本的改变。

　　但正如盖达尔所指出的，前苏联经济的最大症结，在于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导致自身经济很容易被全球资源价格波动所左右，而这一症结非但未能因他不成功的“休克疗法”而治愈，反倒因普京-梅德韦杰夫的一系列政策而再度被放大。一旦这种资源依赖因国际市场的剧烈动荡，而产生如盖达尔所料的严重后果，人们就会重新想起这位英年早逝的失意政治家和执着学者，并对他、对他的休克理论——而非那为期两年的“休克疗法”本身——作出更理性、更客观的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