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拆迁条例让幕后的政府现身

　　12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官员透露，国务院正在准备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目前已经组织了国务院法制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林业局等相关部委局，再次进行前期的立法调研工作。

　　同一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沈岿、王锡锌、钱明星、陈端洪五人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建议立法机关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撤销这一条例或由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建议国务院对《条例》进行修改。

　　在五名学者的建议中，提出“征收、补偿主体应是国家，征收补偿法律关系应是行政法律关系，但《拆迁条例》却将补偿主体定位为拆迁人，将拆迁补偿关系界定成民事法律关系。”这一点对于今后如何修改《条例》特别重要。今后对《条例》的修改，就是必须要摆正政府在征地拆迁中的作用，将政府从幕后拉到台前来。

　　征地拆迁有两种，一种是商业利益进行征地拆迁，一种是政府为了公共利益的征收。商业征地拆迁很简单，就是开发商为了商业利益与土地使用权人、房屋所有权人直接商谈，是一种单纯民事法律关系，能谈下来就开发，不能谈下来就不开发。而政府的征收不是为了商业利益，而只是为了公共利益，征收土地和房屋，这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如果民众对于这种征收不服，可以去法院状告政府。

　　但是，《拆迁条例》却是将这两种关系混作一谈，从而剥夺和限制了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在商业拆迁中，首先，政府将拆迁许可证发给了开发商，让开发商作为拆迁人直接面对被拆迁人，而开发商又手持政府发的拆迁许可证作为“尚方宝剑”，化身为政府的代理人，来对抗被拆迁人。这里，发拆迁许可证的行为是一种政府征收行为，原本这种征收只能为公共利益，但政府发给了开发商，开发商却可以用来搞商业利益开发，并且具有了行政力量的支持。其次，直接面对被拆迁人的是开发商，而不是政府，当开发商与被拆迁人发生矛盾冲突时，政府往往还作为中间人进行裁决。事实上，拆迁许可证是政府发放的，政府本身就是当事的一方，由政府进行裁决，无疑违背了“自己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程序正义原则。

　　《拆迁条例》之所以采取这种让政府隐身幕后的方式，地球人都知道，这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在作祟——政府用低价从农民、被拆迁人手中拿到土地，然后再高价将土地卖给开发商，从中获取高额利润。这样，政府当然愿意不仅仅为公共利益而征收土地，而更乐意于为开发商的商业利益而征收土地，发放拆迁许可证给开发商，而且在很多时候，政府工作人员直接参与开发商的强行拆迁。政府和开发商双双赚得盆满钵满，而被拆迁户的利益就在政府和开发商的“合谋”中被损害了。

　　《拆迁条例》如果要修改，就必须解决政府躲在幕后与开发商“合谋”牟利的问题。这个问题正是地方政府阻挠《拆迁条例》修改，使得修改迟迟不能进行的关键所在。面对着拆迁过程中屡见不鲜的暴力冲突事件，以及像成都市民唐福珍自焚那样的惨烈悲剧，立法机关必须高度重视并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让幕后的政府在征地拆迁现身，就必须废除《拆迁条例》中给开发商发放拆迁许可证的规定。政府如果要为公共利益进行征收，应当由政府直接出面与被拆迁户谈判，如果双方谈判不成，交由法院最终裁决，法院有权判断是否属于“公共利益”和拆迁补偿标准，在法院裁决前政府不得进行强行拆迁；如果开发商为商业利益征地拆迁，则由开发商直接与被拆迁户谈判，谈成以后再向政府申请相应的许可进行开发，开发商不得凭借任何行政权力进行强制拆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