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力成为“非洲的马歇尔”

　　几天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向《金融时报》等英国媒体披露，他向中国方面提议，把中国境内的低产值工厂，如皮鞋厂、玩具厂等，向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转移，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这些非洲国家建立制造业生产基地，效仿亚洲发展模式，走上高速增长的道路。

　　按照佐利克的说法，这种模式既可以帮助非洲撒哈拉以南贫困国家迅速脱贫致富，走上发展道路，又可促进非洲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比单纯从非洲进口资源、原材料“更得非洲人心”，也更容易获得发达国家的理解，还可解决中国大量外汇储备和过剩产能的出路问题，是一举三得的绝妙方法，并称之为“中国的非洲马歇尔计划”。

　　从《金融时报》中文版的互动讨论可以看到，“非洲马歇尔计划”这个堂皇的名称，的确让不少国人为之亢奋，从表面上看，这一“非洲马歇尔计划”可以让中国解决资金、产能过剩问题，又可以让非洲获得必须的发展要素，还能让双方都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和国际名声，着实妙不可言。

　　遗憾的是，这种“妙不可言”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纸面上。

　　佐利克建议的一个立足点，就是非洲需要现代制造业，以赢得发展的契机，这原本是没错的。然而倘把制造业比作一幢楼房，那么它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地基上，这个地基就是交通、城建、水电、社会服务等必要的基础设施，成熟配套的司法体系和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稳定的政局，而这三点，撒哈拉以南的大部分非洲国家或部分、或全部不具备。

　　在非洲约9亿的总人口中，2.5亿生活在完全无电的环境中，即使通电的城市和地区，光明也并非随处可得：脆弱而老化的电网，时断时续的生产，让停电成为家常便饭，一个月停电20天，或者一天内断电20次，在许多非洲城市都并非天方夜谭，由于没有电，许多商户、住户都不得不依靠小型汽油发电机或蜡烛维持照明，但很显然，不论从成本或规模生产的角度，制造业都不可能依靠自备发电维持；黑非洲各国的道路、桥梁、码头残破不堪，年久失修，且不成网络，对于制造业而言，这不仅意味着运输成本提高，更意味着产品的回款周期被拖长。中国现行的非洲投资政策，往往从基建项目入手，无独有偶，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一些机构的援非项目，同样从基础设施援助切入，并非无的放矢。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国家政局不稳，动荡频仍，贪腐成风，朝令夕改，对于以销售为主的商人而言，可以审时度势，趋利避害，仍然可以运作、收益，但“非洲马歇尔计划”所要求的制造业投资，却是要在这样的环境里设厂，设制造业生产基地，建“坛坛罐罐”，打阵地战、持久战，一旦出现上述风险，显然无法如商人们那样“先闪后商量”。

　　佐利克提到的非洲低廉劳动力成本固然不错，但“便宜无好货”，黑非洲劳力的基本素质低下，劳动效率差，技术含量低，且大多数非洲劳工是文盲、半文盲，职业培训往往要从扫盲抓起，这对于来自不同语言、文化体系的中国投资者而言，是非常艰巨的使命；非洲人和中国人的劳动观念、生活观念大相径庭，生性自由，不喜欢过多纪律约束，对物质刺激反应淡漠，对加班、赶工十分反感，如果招聘非洲当地员工，解决这些棘手问题，对任何一家中国制造业企业而言，都是非常大的麻烦；而倘中国企业为避开这些麻烦，从国内引进大批工人，则本身就不符合“非洲马歇尔计划”的设计，且劳动力成本比国内还高，还会因此引起当地人更多的不满。

　　事实上，中国在几十年里，也曾陆续在黑非洲建立过一些国营、民营的制造业企业，但成本优势并不明显，如甘肃某民营纺织业集团在多哥洛美建立的衬衫厂，生产的衬衫在当地市场零售价与中国进口衬衫基本持平；上海某国营企业在马里巴马科建立的纺织厂，生产的全棉蜡染印花布，价格竟高出中国直接进口同类产品1/3-1/2。且这种模式并未减少劳资纠纷或摩擦，前述衬衫厂就曾多次发生罢工、怠工事件。

　　这些问题佐利克并非一无所知，因此他对媒体表示，非洲受援国应“先做好基础设施建设等准备工作”，以迎接中国资本和产业的到来。然而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基础设施的大量缺位，并非它们本身不愿，而是缺乏资金、技术所致，这一问题自非洲独立至今，始终未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如果“非洲马歇尔计划”意味着中国还要先为非洲“筑巢”，再用自己筑的巢，引自己这只凤凰，那么对于普通制造业企业而言，成本未免太大了一点。

　　很显然，中国无力成为非洲的当代马歇尔——道理是明摆着的，就算中国真有二战后美国那样的财力、实力和意愿，今天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也绝不是当年那个经济被二战摧毁、但社会、文化基础和劳动力素质犹在的战后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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