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文洋：我用良心鼓与呼

苏文洋

　　如果是第一次来，你会很容易把苏文洋的办公室误会成《北京晚报》的资料

　　室。桌子上、柜子上、椅子上甚至是地板上都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报纸，茶杯也只能在报纸的缝隙中勉强找到一个容身之所。苏文洋说，他这叫“上山下海（文山报海）。”

　　在一篇揭露垄断暴利行业的时评之后，某主管部门领导拍案责问，做出批示：“查，苏文洋何许人也？”

　　自从2006年创办，苏文洋和他的《北京论语》言论专版，已经成了《北京晚报》的招牌栏目。每周一到周五，苏文洋会在嬉笑怒骂中，鞭笞侵害公平与正义的行为，揭露垄断暴利行业的弊端，赞扬各种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替普通百姓说出他们最想说而又说不清的话。伴随着一篇篇酣畅淋漓的文章，苏文洋的名字也被很多人牢记。这其中有百姓，当然也有被批评的部门负责人与社会权贵。

　　去年在一篇揭露垄断暴利行业的时评之后，有一位领导问：“苏文洋何许人也？北京论语归谁管？”当这条批示层层传达到了苏文洋手中后，他拿着这张字条只是觉得好笑。苏文洋说，“何许人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言之有理。也许文章得罪了某些部门、某些人，但他的评价标准只是“对人民有好处”还是“对人民没有好处”。只要是对人民有好处，那么对某些部门和某些人也只能说声对不起了。苏文洋还有经典的语录：“我们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应该是一致的，如果出现偏差，肯定是有一方面出现问题了。”

　　为了让自己的时评更有说服力，苏文洋每天都会阅读大量的报刊资料。一方面是找素材，更主要的是找论据。“你说出一个观点，总要有事实支撑。咱们都是就事论事，否则的话就只是空谈。”

　　苏文洋每天都要写一篇文字激扬的时评，但他到现在还不会用电脑。

　　苏文洋每天的文章都是写在纸上，再由报社的年轻同志一点点录入。并非不好学，而是他对“白纸黑字”情有独钟。苏文洋说在白纸上写字，有一种踏实感、质感、责任感。在白纸上，能够字斟句酌；而一旦上网开博，犹如离开了手刹、脚刹，车不知道飞奔成什么样子，思想也不晓得解放到哪里去了。

　　去年，苏文洋在《北京论语》的时评结集出书，书名就用了他最喜欢的《白纸黑字》。苏文洋自己都没想到，这本小册子在当年的地坛书市上，竟然成为排名前十的畅销书，他的签售活动也吸引了一大批忠实读者前来。总结自己的经验，苏文洋认为自己能受到读者的欢迎，关键在于两点：一是认真，二是良心。

　　苏文洋的时评，包含了社会、经济、文化、民生等各类热点话题。而能对各行业各领域都有所涉猎，这也与苏文洋三十年的丰富新闻工作经验密不可分。

　　苏文洋祖籍河北省枣强县杨苏村，抗日小说《平原枪声》写的就是这个村的故事。北京五中毕业后，他到平谷县王辛村公社王辛庄大队插队，当过生产队保管员，入党时不到18岁。

　　后来，他被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办公室铅印室从事印刷工作，三年后调入《北京日报》校对科，然后又从校对员转到日报农村部当记者。

　　在农村部的这段日子里，苏文洋把北京的各个郊区县全都跑了个遍，也把农村的情况全都记在了心里。在这之后，他又接受组织安排，跑起了文教口。对于没上过正规高中的苏文洋来说，跑教育口可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于是他又开始出没于各所大学，跟专家教授们全都混了个熟。

　　让苏文洋比较难忘的，是对钱钟书的采访。钱钟书为人低调，对于新闻媒体的采访几乎都是拒绝。

　　为了打开钱钟书的家门，苏文洋换了一种方式，声称自己要采访钱钟书的责任编辑，让钱老来谈谈他对编辑的印象。因为说的是别人，钱钟书也就答应了。而一旦他开口接受采访，接下来的内容也就顺理成章了。

　　苏文洋还对钱学森、特别是他身边的科学家团队进行过大量采访。那时，他采访了钱学森归国后的历任秘书，收集了他工作、生活的大量素材。

　　1982年，苏文洋撰写的《钱学森在美国》（1935—1955）长文发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在担任文教口记者期间，苏文洋还发表了大量紧急拯救北京文物的报道，推动了禁止在故宫进行影视剧拍摄的政策出台。

　　1984年，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来自周口店的紧急报告》，并且由此与贾兰坡结识。不但完成了采访，还拿到了对方未发表过的手稿，开始在《北京晚报》连载《头盖骨之谜》。当时，日中新闻社的人每天都等在楼下，就等着《北京晚报》一出来，就赶快把连载发给日本国内的报纸。

　　上世纪90年代后，苏文洋调到《北京晚报》经济部，创办了《经济广角》专刊并长期主持“观潮说”专栏，社会影响广泛。

　　2001年，苏文洋调到《北京现代商报》任总编辑，2005年又回到《北京晚报》筹备评论部。2006年，《北京论语》言论专版正式开设。

　　顶着“潜伏热”，苏文洋出版了纪实文学《交道口24号》。他的最有影响“副产品”——爱我中华，修我长城获得了邓小平同志的亲自题词。

　　当记者的三十年，苏文洋不但做好每一篇新闻报道，还从采访中衍生出了很多“副产品”。他开玩笑说，副产品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正产品”。

　　苏文洋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副产品”，应该算得上是1984年由他发起的“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当年，苏文洋到八达岭长城采访，看到城墙被毁坏得很厉害，心痛不已。

　　联想到潭柘寺、戒台寺等古寺鼓励游人捐款，修缮寺院的做法，苏文洋向晚报领导提出一个大胆想法：效仿一下寺院的做法，联合文物部门发动全市人民为保护长城贡献力量。因为钱的事儿比较敏感，大家都不敢擅自做决定。后来北京晚报请示了市委、市政府，经中央领导同意，才终于获得了特批。

　　1984年7月5日，北京晚报、八达岭特区办事处等联合举办“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的启事登上了《北京晚报》的头版头条。第二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习仲勋看到这个消息后说：“这是一个好的活动，是个大好事。”最让苏文洋激动的是，接下来邓小平同志为活动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当苏文洋从中南海西门取出邓小平亲自题词的宣纸，内心的激动溢于言表。

　　苏文洋的另一个“副产品”，是他历时三十年写出的纪实文学《交道口24号》。这本书讲的是1947年国民党军统侦破中共在北平的地下电台，并且由此破坏中共一系列地下组织的案子。为了让叙述更接近历史，他走访了大量的案件亲历者。对于自己的作品，苏文洋自豪地说：“这根本不是小说，完全可以当做党史资料的补充材料。”

　　谈到前一段电视剧“潜伏热”，他说《潜伏》完全是为了戏剧效果，故事都是编的。真正的情报人员不搞暗杀，不玩枪，更别说手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