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跪着的暴动与自焚的暴力

被救下的唐福珍

　　仿佛有什么被打开了，有关拆迁的新闻呼地一下呈井喷状。仅仅以最近数日的报道来看，就有“上海事件”，上海闵行区一户主因不肯在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拆迁协议上签字，结果遭区政府强拆。面对多人的强拆队，女户主用燃烧瓶抵抗暴力拆迁。但是抵抗了几小时后，房屋最终被推平；“成都事件”，成都市金牛区居民唐福珍因阻止有关政府部门拆迁而站在楼顶抗争，最后泼上汽油用打火机自焚；“胶州事件”，胶州市新城区居民张霞在挖掘机面前，一边往后退，一边往自己身上浇汽油。当地公安过去抓她，她就点燃了打火机，致皮肤大面积坏死。

　　你有你的狼牙棒，我有我的天灵盖。没有什么能够挽回这一切。曾经飘扬在重庆钉子户楼顶的五星红旗，同样飘扬在成都唐福珍家的楼顶，但这一次，这样的一面旗帜，并没有给唐福珍带来像重庆最牛钉子户户主杨武那样的“好运气”。当汽油当头淋下，当火机点起，她已经不得不死去。在《东方早报》上，熊培云将唐福珍自焚事件，称为“屋顶上的矿难”，他说他“看到绝望站在高处，看到高处不胜寒”。但这是一种怎样让人绝望的寒冷，以及让人寒冷的绝望？唐福珍以燃烧生命的最惨烈方式，也没能阻挡一种推向自己房屋的钢铁意志，甚至她这种方式本身，也成为了“暴力抗法”的罪证。同时，出于对“暴力抗法”的坚决打击，唐的丈夫被刑拘，数名亲人受伤入院。

　　我不太能确定，将自焚定义为一种暴力，将公民维护私有财产定义为一种犯罪，是否俨然已经成为一种“主流声音”，成为这个时代最动人心魄的结论。不过作为更直接的证据，是记者在成都现场的视频资料中注意到，在唐福珍往自己身上浇汽油的时候，现场指挥人员用喇叭向她大喊：“你要想想你的子女，这样做是犯罪的。”而在上海事件中，因为用投掷汽油瓶等违法手段来抗拒政府拆迁，潘蓉的丈夫张其龙被判妨碍公务罪。同样在“胶州事件”中，三里河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荆振亮如此评价张霞的行为：“我们是依法拆除的，张霞这个行为肯定是妨碍公务、阻碍施工。”——因为有一种暴力是依法的，所以有一种死亡与抗争就是非法的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安静地呆在我们自己的屋子里，为什么我们的家园总是不安地生存在挖掘机的阴影之下，为什么所有誓死守护的东西到死也没能守住？不得不含泪地说，这真的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当自焚成为一种暴力，它总有一种“钩沉”的力量，让人不禁想起曾经有一个说法叫做“跪着的暴动”。据称，某地村民饱受当地村干部的盘剥，在上告无门的情况下，值地区副专员来村视察之际，全村三百老少，齐刷刷跪在专员的专车前请愿，岂料那位专员不但不分青红皂白，反而指斥村民是“跪着的暴动”。从“跪着的暴动”到“自焚的暴力”，有一个逻辑是如此清晰，那便是当人们不再逆来顺受于一种暴力，不再自愿配合于一种掠夺之时，就成为了一种非法，一种犯罪。

　　如此强大而永恒的权力意志，如此卑贱而无力的公民权利。《物权法》以来，多少人曾经为之欢呼。但《物权法》也依旧被推土机碾得粉身碎骨，被自焚者的汽油烧得遍体鳞伤。有人将这样的情形，归咎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与一个城市的拆迁管理条例相比，《物权法》可能显得软弱无力，成为‘无权法’。”但是我总在怀疑，既使不是法律本身的问题，我们又真的可能一改权力与权利的生态？事实上从法理而言，《物权法》乃上位法，拆迁条例乃下位法，它应该服从于上位法。它服从了么？所以我想强调的只是，当一个社会或者观念中，当权力总是居于金字塔的顶端，总是那么睨视众生，恃权傲物，我们怎么能指望它在某一方面可以降尊纾贵、平易近人起来？

　　只有整个权利与权力生态的改善，才可能有一间房屋、一垄地、一个小地摊的安全与保障，才可能有一部法律、一种规则、一种公序良俗的确立与保证，也只有在这种情形下，跪着才可能被还原为悲情与诉告，而非暴动，自焚才可能被还原为无助与绝望，而非暴力。

　　不论是唐福珍，还是张霞，两个弱女子在最绝望时刻的那一举手，以及她们在烈焰中的挣扎，或许正是甘地所说的“非暴力不合作”？那么，就让我们在这样一片过火的、神奇的土地上，重温甘地的这一段话：“我的意思是我们绝不杀死他们，相反，我要你们承受暴力的打击！我们要用自己的肉身来承受暴力的打击。如果肉身不做反抗并能够承受暴力的打击，那说明暴力不能征服我们！说明我们拥有比暴力更加强大的力量！”让我们从一种卑贱而悲情之中，去感受这样的一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