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今天的压力指标为明天的竞争力

    12月7日，哥本哈根会议（COP15）即将开幕，这被认为是全球气候问题进入“后京都”时代的标志。此前的《京都议定书》体制构筑于12年前，正式生效已4年，除了提出了一些初期的减排目标外，主要成果是建立了国际排放贸易机制、联合履行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通过碳交易的灵活减排成为可能。但是，由于美国的缺席及中国并不承担减排任务，京都体制的减排实效其实很有限，“后京都”体制亟待构筑——此乃本次哥本哈根会议备受瞩目的最大原因。

    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尖锐对立，谈判陷入僵局，原本寄望于本次会议上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后京都议定书》事宜已变得不现实，可期待的最好结果也就是达成一份内容比较具体实在的政治协议书。对此，中、美这两个数一数二的排放大国之间的谈判进展至关重要。好在11月底，两国终于提出了各自于2020年前减排的中期目标：相对于美国与2005年比削减17%的具体数值，中国提出的目标具有相当的流动性、不确定性：单位GDP的碳排量与2005年比削减40-45%。这意味着，如果GDP达到一定增量的话，碳排总量有可能不减反增。

    而相对中美的目标，日本政府高调作出了与1990年比一揽子削减25%的目标。这是什么意思呢？不妨以美国的目标做一对比：华盛顿承诺的2005年比削减17%的数值，如果换算为1990年比的话，只相当与3%。这与日（25%）、欧（20-30%）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

    那么，日本缘何在气候谈判问题上如此高姿态，其“向前看”的动力和诉求究竟何在呢？笔者认为，其荦荦大端者有三：

    首先，气候问题，与东亚共同体问题一样，是民主党政权的一张牌。众所周知，与过去的自民党相比，民主党融合了包括社民党左翼在内的政治势力，政治立场虽然也比较保守，但在坚守民主主义价值观、尊重人权、承担历史问题责任等方面显然高调的多。而气候问题，关乎人类的生存环境，对进入21世纪以后，便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环境立国”的日本来说，既是切实的“国是”，也是其对国际社会刻意展示、着意打造的“绿色、清洁”的国家形象，是软实力的一环。

    其次，日本意识到，气候问题本质上是一种国际政治。而国际政治是一种“力场”，力的强弱既取决于国家实力，也与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密切相关。日本面向21世纪最主要的国家战略是要实现所谓的“普通国家”化，即成为政治大国。而要想做政治大国，对尚抱有“入常”等悬案课题的日本来说，谈何容易，务须先从话语权的扩大做起。由于持续萧条所致的在世界经济中存在的削弱及在朝核六方体制中的边缘化等问题，日本要想夺回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只能在设置议程时，照顾自己的强项。如此，从环保和气候议题切入再合适不过。可以想象，在后京都时代，包括中、美在内的排放大国，在实现减排指标上与日本的缺口越大，日本被赋予的话语权便会越大。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日本在气候政治问题上的“向前看”，表面上看是一种“自我牺牲”，但实际上，也不失为一种前瞻性的、仍然是立足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性考量。这里又涉及两个问题：

    其一，25%的减排目标的确立，确有现实基础，决非天方夜谭。日本早已实现了产业的环保节能化升级，加上其能源构成的合理性，基于便捷、舒适、高效的城市交通网的国民对汽车的低依赖性及近70%、居世界之首的森林覆盖率，25%虽然是一个颇高的硬指标，但并非脱离现实。相反，某种意义上，恰恰不失为一个颇富现实性的靠谱指标。

    其二，日本有应对危机，把不利因素反手利用，从而转化为自身强项的能力和经验。1973年，正值日本经济提前实现国民经济倍增计划，正以两位数的速度高度持续增长的时期，突然遭遇了第一次石油危机。此前，日本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汽车生产国。突如其来的打击短期内使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初期症状过后，日本很快调整了产业方针，大力发展节能技术，此后日产汽车便开始以省油为一大卖点，迅速风靡世界。结果，危机过后，日本经济不仅没受到实质性的打击，反而利用危机，调整了产业结构，为下一轮增长积蓄了实力。

    从这种历史经验出发，日本未必不会再次利用今天的局面，暂时为自己加码的同时，借机促成产业、技术的升级，把今天的压力指标转化为明天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因为，无论是发达如美、欧的国家，还是中、印等发展中国家，无疑面临一个共通的大目标，那就是减排。从京都到后京都，践行减排虽然有先有后，但减排的大目标绝对是不可逆的。从长远的视点来看，先行者未必一定“吃亏”，而迟到者也未必就一定占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