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政治催生“世界政府”？

    随着哥本哈根会议的迫近，关于气候变化的争论也进入白热化，对气候变暖的质疑和发展中国家关于“碳债务”的主张重新成为世界媒体焦点，姑且不论哥本哈根会议能否最终达成共识，如此情形倒是很好地再现了气候政治的有趣一面：一个全球性的参与民主，一个全球协商政治的过程。在气候变化这样一个全球的共同讨论平台上，任何国家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通过讨价还价、纵横结盟的方式达成一个集体协议，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意味着利益的增加，也就是共赢。

    不过，如果仅仅是讨论，如果缺乏一个共同的紧迫感和约束机制，也许争论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根本无助温室气体的控制。比如说，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就是一个典型的夸夸其谈的例子，不仅缺乏对美国这样高排放的发达国家的约束，而且对那些签约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毫无意义。没有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就是联合国在全球民主中的软弱角色的最好写照：世界上的排放大国都在疯狂地扩大温室气体排放，为未来争取尽可能多的谈判筹码，人类社会的温室气体排放前所未有地增加，比1997签订议定书之前更甚，其中，中国的排放几乎占据了2000年之后世界排放增加的主要部分。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鼓吹者，因此在他今年出版的新著《气候变化的政治学》中将气候变暖归咎为全球民主体制的失败。诚然不错。如何解决争论、达成共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讨价还价和集体谈判是在多达192个参加国之间进行。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全球秩序其稳固和保守远远超出任何理想主义者的想象。事实上，印度、俄罗斯等正在试图拉拢中国和巴西，形成一个关于气候的“金砖四国”立场，增加各自减轻排放或者要求更多援助的筹码。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则向发达国家承诺的20-30%的减排承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在1990年的排放基础上降低40%！

    就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夕，世界媒体的各种悲观论调几乎铺天盖地。11月30日的南京城，第12次中欧首脑会议冒出滚滚硝烟。几天前，英国的蒙克顿勋爵，世界上也许最著名的反气候变暖的意见领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喊出了有史以来最雷的口号，“解散联合国，逮捕戈尔！”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长期以来鼓吹气候变暖最力，是全球气候变暖阵营也是此次哥本哈根会议的当然领袖。而这位极端保守的蒙克顿勋爵，出身政治世家，戴安娜王妃生前闺蜜的哥哥，曾经以鼓吹将所有艾滋病人隔离起来的惊世骇俗言论闻名。10月14日他在北美的一场演讲中，道出了哥本哈根会议决议草案文本的实质：“哥本哈根会议试图建立一个全球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府，也就是世界政府”。

    尽管不无抹黑，却也十分的裸体，蒙克顿勋爵的出位言论部分道出了真相。确实，从1972年斯德哥尔摩的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至今，全球逐渐形成的气候变化共识正在形成一种全新的政治潮流。无数科学理论和证据与人类关于自然的哲学思考结合在一起，反思人类发展造成的环境破坏，就像二战之后欧洲对大屠杀的反思，以一种关于气候变化的全新普世主义，改变对气候变暖负有责任的、失败的、却标榜为历史的终结的全球民主。今年7月在意大利举行的G8峰会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与会各国同意为降低两摄氏度做出努力，这是气候政治历程中首次包含明确量化指标的政治承诺。

    如何在全球范围管理和检测各国、各种气候变化的量化指标呢？从这个意义上，为了避免重蹈京都议定书的覆辙，气候政治需要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政府”，即哥本哈根会议所努力达成的约束性决议草案，这也是吉登斯所说的“全球气候新政”，要求对全球经济和政治进行有效和集中的管理，才可能真正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相比马克思在19世纪提出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如美国学者入江昭2004年出版的《全球共同体》一书中的设想，在全球共同体认识基础上，将全球公民社会、民族国家政权，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及国际非政府组织连为一体，世界政府不过是通向这一“新国际主义”乌托邦的必经之路。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是这样阐释新国际主义的，在他眼中意味着自由、差异和宽容的普世价值，要求各国的政党必须具备如此世界主义的关怀，这是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风险社会下的选择。今天，气候变化已经是一个绝对不可以妥协的议题，在气候变化的风险之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个人能够逃脱、免责。就像人类对大屠杀的态度，这一源于欧洲战后的反思社会学已经从对大屠杀的反思扩展到对气候的反思、对石油的反思，要求打破民族国家的主权篱笆，反制外在的全球化，而建立由内而外的、符合普世价值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模式。

    而这样一种的国际主义左派政治，却遭遇来自两方的攻击：不仅被蒙克顿勋爵等极右分子攻击为“马克思主义世界政府”；而且也为中国国内的“新左派”所不容。对那些自诩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曾经大力输出革命的中国左派来说，其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的立场完全遮蔽了作为人类社会一分子的共同责任、和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主义传统。就在不久前的一次乌有之乡讨论会上，笔者如此主张马克思主义之后新的气候国际主义，在场中的老中青“新左”只是一味从国家主义的立场考虑模糊虚置的所谓国家利益，全然不顾社会正义所依赖和内涵的国际主义本质，丝毫不理会任何一个个人的生活状况与世界状况的相连，竟然替全球化资本主义下的世界工厂模式辩护，意识不到控制碳排放的民主意义，丧失了一个公民以及一个世界公民的担当。

    对那些在气候问题上持保守立场的新左派来说，他们借以逃避国际责任的借口往往是割裂普世性、反对国际主义的所谓地方性，即使表面上声称属于全球公民社会、全球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却割裂了地方性与普世价值的一致。因此，在气候政治的试金石上，中国的新左派们不得不面临国家主义的诸多尴尬，仿佛身陷多重夹缝：既介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又介于热炒的G2和G20之间；既强调中欧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又对实质性的气候变化合作意愿低下；既费力地在全世界为自身的世界工厂寻找能源和原料又难以克服内部的利益集团阻扰实现低排放的精细化、集约型、环保的发展转型；既拥抱全球化、压制内部的社会正义诉求又大力声援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正义与反全球化诉求。

    不能不说，这是否定普世价值所带来的必然痛苦。然而，就在哥本哈根会议的前夕，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一个新国际主义的前景。人类社会似乎第一次寻找到了一个新的的全球民主方式，通过对民族国家真正有约束力的碳排放管理的方式朝向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雏形，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社会进步和社会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