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让译著给世界更多“见仁见智”的机会

　　老一辈学者往往是坦率且执著的，如笔者的乡贤尊长、刚刚以94岁高龄去世的翻译界前辈杨宪益先生，尽管以全本《红楼梦》译者身份蜚声中外，却曾坦白地告诉世人，他本不喜欢这部小说，甚至在着手翻译前仅看了一遍且未看完。

　　作为一个古典文学爱好者，一个外语专业的毕业生，笔者曾与至今仍从事翻译工作的同学交换对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各译本的看法，谈到《红楼梦》，均觉得迄今仅有的两个译本各有所长，但也各有所憾。

　　英国人大卫·霍克斯的译本文字流畅，对英文读者而言可读性更强，也更容易理解，但他所翻译的是脂砚斋评八十回本《石头记》，并非真正的《红楼梦》全貌，且因自身汉学功底所限及为迁就英文读者习惯，略去了书中包括诗词歌赋在内的“文字游戏”，并对场景描写做了大幅删减，从中很难看出原著中所描写的荣宁二府及大观园之盛，以及盛极而衰的强烈戏剧性对比。

　　杨宪益夫妇的译本忠实原著，几乎逐句对译，一草一木不遗，一诗一赋必录，从中更能寻得原著的本来风貌，且所用为百二十回足本，可以让外国读者看到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过分执著于“一字不漏”，令杨先生的译本在英文读者看来“文艺性差”，原著的隽永文字、诗词巧思，一经转译，却变得寻常甚至拖沓，不仅让不熟悉《红楼梦》者读来失望，觉得中国古典名著“不过如此”，且让原本谙熟两国文字、对《红楼梦》发自内心热爱的外国人感到遗憾。

　　在外语院校浸淫多年，常能听到对同一作品、不同译本的迥异评价，如对莎士比亚戏剧的中译本，一位已故的北外著名教授认为梁实秋版最佳，朱生豪版最差，而另一位任职于南京外国语学校的资深语文教师却认定朱版最佳，梁版最差。

　　说到底半点不足奇，谈到文学作品的翻译，几乎每个圈内人都会脱口而出“信、达、雅”这三个字，认为忠实原著、语言流畅、文字优美，是文学译作的三要素。问题在于这三要素孰重孰轻、孰先孰后，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初喊出“信、达、雅”三个字的严复先生本人就未能在这一问题上给出明确答案，他将“信”放在第一，似乎主张忠实原著最重要，可他的《赫胥黎天演论》、《孟德斯鸠法意》却充斥着大段脱离原著的即兴创作，被后世公认为“意译派”的开山鼻祖。严复之后，林琴南、鲁迅等人同样在“信、达、雅”这三个字的排列组合上转圈，意译和直译也成为翻译界永恒的争论话题。

　　即以莎士比亚戏剧翻译而言，朱生豪是典型的意译派：不论喜剧、悲剧，他都不惜大幅删改原著，以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更有甚者，在《威尼斯商人》、《无事生非》等译作中，他将函件、祭文等书面文件一律翻译成文言韵文，喜之者以为雅驯，不喜者则不免斥为篡改；梁实秋先生则是直译派，这位汉英辞典编者所译的译本，据说可以做到让语言不通的中外演员同台演出，而不会有任何不适。

　　说到底，文学作品并非科学文章，翻译不仅是一种文字转译工作，更是一种文学的跨语言再创作。优秀的译本，应该让所译作品即使从译文角度看，仍不失其名著本色。意译、直译，各有长短，倘操笔者均为朱生豪、梁实秋等巨匠名家，则读者或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或兼收并读，相互印证，总不失文坛、译坛一段佳话。

　　与之相比，英译《红楼梦》却没有如此的运气。杨宪益先生不愧翻译大家和严谨学者，他在本人兴趣并不在此的前提下，竭尽所能，为读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翔实的直译版本。然而文学是有其魂魄精神的，杨先生毕竟不是文学家，又不是“红迷”，其译作“信、达”有余，而“雅”则略显不足，这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尽管如此，作为“红楼”故乡人，笔者不免为外国读者们遗憾——倘将英译《红楼梦》比作汉译莎翁戏剧，那么杨先生的译本堪与梁实秋先生译本相拟，而英译《红楼梦》的朱生豪、卞之琳、张谷若、周翰安在？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同一事物，各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口味，古今中外，在所难免，作为文学名著的译本，多种风格版本并存，让读者有挑选、对照的余地，是相当重要的。林琴南意译的《黑奴吁天录》热卖，并不妨碍王人敏等直译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相继推出；美国人赛珍珠节译的《四海之内皆兄弟》轰动北美，也不妨碍此后外文社版《英译水浒传》隆重登场。作为译著的读者们，是不会在意多一些“见仁见智”的机会的。

　　然而在今天，诸多文学作品的翻译，已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变成了重重转包的“经济合同”和流水线作业的“工业制成品”。杨先生这样严谨、敬业的翻译家已如凤毛麟角，杨译《红楼梦》这样并非十全十美的力作也变得弥足珍贵，如当年翻译大仲马、莎士比亚和果戈理那样，群贤毕至、不同口味极品佳作琳琅遍陈的盛况，更是恍若明日黄花。

　　古来圣贤皆寂寞，杨先生已经走了，也许作为后来人，告慰先贤最好的方法，就是让逝者在冥冥之中，感到后继有人——不仅有传人，也有争艳者、争鸣者，让后人不至于徒留感伤，也让读者们多一些“见仁见智”的机会。（作者系旅加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