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厂争议见证城市公共精神成长

　　毫无疑问，番禺垃圾焚烧厂的争议问题，首先是一个公共决策的问题，其次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

　　在我看来，作这种区分，是非常必要的。就目前情况而言，尽管政府声称如果“绝大多数市民反对”，项目不会动工。从表面上看，不少居民反对的是建垃圾焚烧厂的问题，但是，如下的问题还是必须澄清的：居民反对的究竟是在番禺建垃圾焚烧厂，还是反对建垃圾焚烧厂本身——无论是在番禺还是在李坑？

　　换句话说，如果垃圾焚烧厂无法在科学性上具有说服力，这样的问题也许就不该进入公共领域进行讨论。合理性是公共决策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一个具有合理性的决策并不天然具有合法性。

　　因此，对政府而言，除了弥补原来决策程序上存在的缺陷之外，恐怕还需要在科学性问题上能拿出更多具有说服的证据和举措来让民众服膺。当然，如同观察家们已经注意到的，政府正在不断释放着善意。无论政府基于何种压力、何种动机，宣称“市民才是真正的决策者”、作出“全区投票”的决策本身，已经显示出了政府对公共决策的真实认知：公共决策从来就应该是“众人之事”，政府已经在事实上不得不承认，社会治理不可能如同过去一样从单向出发，由政府单方面说了算，现代公共治理，与每一位公民休戚相关。而这才是公共决策合法性的唯一来源。

　　当然，由此断言政府的城市公共精神已经生成生长也许过于乐观，但是公权力内部公共精神的萌生，一旦与民间的内生力量结合，它对于当下中国社会重建秩序的作用，无论怎样地高估，相信都不会过分。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契合垃圾焚烧厂的讨论，衍生出了“垃圾分类”这个十年之前广州就已经在努力推进但却几乎已经被逐渐遗忘的公共话题，公众由此检讨过往的种种得失，并把它看成是解决城市“垃圾围城”问题的一个新起点。

　　毫无疑问，这次讨论不仅仅是环保知识的普及以及环保理念的洗礼，它与那些“科学发展”、“和谐共处”的难以直接触摸的口号相比，是实实在在可以感受到的刺激和力量。城市从来就不应该由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所组成，你我之间的生活，并没有一道不可跨越的墙——你不经意扔个饮料罐，影响的可能是整个城市的未来。戴着防毒面具游走地铁之间的樱桃MM的命运，就是你我的命运，就是我们这个城市未来的命运——公众前所未有团结在一起，沉睡的城市公共精神被唤醒。

　　而以全区投票来决定垃圾焚烧厂项目的最终结果，尽管有论者认为这并非是一种常态，然而，在我看来，这也许会成为一次政治上的洗礼——它明确向公众传递出如下的信息：每一个声音都应该得到尊重，尽管它可能显得微弱、嘶哑，尽管之前一直有人对它不屑一顾，但是，从这一刻开始，这就是我的意见，我代表我自己，这是我神圣的一票！不管未来会是如何，正如有番禺居民所宣称的，即使在若干年后，我们都可以骄傲地对自己的子女说：当年，我在场！

　　因此，如果说，2007年的厦门市民用他们的智慧和理性让我们见证了一个新的市民阶层的崛起的话，那么，2009年的番禺居民，他们则用冷静自持、克制和担当，显示了城市的公共精神已经在我们这块土壤里落地生根、茁壮成长。尽管它看起来仍然是如此的孱弱，但是，被突破的冻土不再冰封万里，那是春天焕发出来的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关于番禺垃圾焚烧厂的争议已经超过项目本身的意义，如何呵护这种城市公共精神并由此迎来一个多赢的结局，是当下中国社会治理必须正视的一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