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定位不明确 中国大城市规划正在迷失

    一本《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由2005年一直扰攘到2006年。加拿大女记者对于美国大城市情深几许的长篇论述，在1961年发出，也许她自己也没有想到四十年后竟然在相隔万里的中国业界引来如此沉痛、悲怆的回应。

　　历史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曾指出，他认为所谓“城市化”不是产业结构的转变，而是“市民化”或者“公民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城市就是一个因有自由聚居的市民而形成的社会。不过这个看法，在今天的城市实践中，已然显得奢侈。

　　城市，实际上不过是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所面临的具体生存环境。但如今的现实是，中国有182座城市提出要建设国际性大都市，占城市总量的27%。这些城市成了为完成这个目标而建的巨大工地，仿佛跟我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疏远，城市也越来越成为一个跟人无关的独立运行的巨大机械系统。北京有很多有活力、有吸引力的地方，已经被现行的城市规划和管理手段消除了，如秀水街、簋街等。有人总结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城市运作框架是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

　　18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迎来了城市发展史上一个崭新的时期。机器轰隆的噪音中，城市发展之快、变化之巨，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诗人和预言家的想象力。曾经引来无数知识界思想界赞叹的大工业生产形式，使城市中经济活动的社会化、生产的专业化向着更广的范围发展。因此在区域范围内，资本、工厂、人口向城市迅速集中。

　　在工业化大生产第一次改变人类历史的节奏之后，由于城市规模的迅速膨胀引发出的大量社会问题，繁荣伴生的顽疾，历史上从来不少。从理想城市的构想到现实城市的规划建设，社会问题一直都是城市规划关注的主要内容。尽管如此，现实的城市规划对城市社会问题的解决总是难以取得理想结果，例如城市住房拥挤、住宅紧张、旧城衰退及社会分化等。城市社会问题的不断出现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之中，城市规划有责任担当积极正面的因素。

　　只是，无论是否赞同，城市间的竞争都让中国城市，无论大小，走上了一条寻找“大都市”的不归路。国际化大都市不仅仅是一个政绩工程，也是一个噱头，更可怕的是还成为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决定大城市生与死的搏斗。在这场角斗中，率先而动的上海成了所有人的“假想敌”，其他城市无论是大连还是成都，无一例外都陷入了这种由于不上不下的暧昧身份所带来的不甘心和焦虑中。这些城市因此而成为寻找城市生存路径的先行者，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平民百姓，在这种情绪的推动下，都陷入了对规模的追求中。

　　世联地产董事长陈劲松多次指出，目前中国规划界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规划的标准与准则遇到了大的障碍。目前的规划标准与准则假定常住人口是正常的，即具有公民权利的城市人口与正常的家庭生活，他们就能够按照理想的模式生活，可是目前这些假定在中国的很多城市是不成立的。

　　深圳就是典型的例子，一千二百万人口当中只有两百万左右是有公民选票权的，上海、北京甚至包括天津也一样，一千万左右的常住人口大概有 30%到50%的人是不享有公民权的，也就是典型的二元城市结构。那么城市规划当中的幼儿园、小学、菜市场、居委会、邮局、老人活动站又该怎么面对二元城市的结构问题呢？

　　陈劲松认为，城市定位的不确定性导致了规划的障碍。我们目前的城市定位、城市新区很多并不是城市的定位，而是领导定位，或者叫政府定位。拿深圳来讲，从建立特区开始到现在，城市定位一换再换，从出口区、来料加工区、贸易区、经济特区再到高科技城市，现在又是文化城市，折腾了不下数十次。然而问题是城市定位一变，规划又该怎样跟着变？跟着变的规划又有哪些严肃性？规划改变后所带来的遗留问题，比如基础设施的投入又该怎么办？而现在我们的规划之所以能够这么容易推翻，所有的原因都源于对规划评价得不慎重、不严肃、不严密。

　　“反对大规模城市规划”的旗帜的确很耀眼，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作者对温情脉脉的街道生活的向往和老上海石库门里的炒菜声和马桶声相映成趣。这样“高密度、小尺度的街坊和开放空间”里人们的家长里短，在《绝望的主妇》中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性命攸关的谋杀，而在这位女记者眼里，却谱写成了一首动听的弥足珍贵的“街道舞曲”。在作者的描绘中，在这样半封闭的小环境中的亲密互动，任何“入侵者”都逃不过“街道眼”，形成天然的“自我防卫”体制，一切罪恶都能被街道深处一双双明亮的眼睛扼杀在摇篮里。当然，这几句话，但凡去过上海，听过上海出租车司机充满地方自豪感的描述，也能体会到几许。进行自我防卫的，是上海本地人，而被防卫者则是乡下人，这个乡下人包括城市化进程中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也包括从北京、广州、深圳一切除上海之外的城市去的人，外国人除外。这种类似的防卫体系，在上海之外的城市能否建立，或者说除上海之外的人们是否能真正接受，则见仁见智了。

　　当然，面对中国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中带来的许多问题，的确容易让人对诸如《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之类的社科类专著产生一些稍嫌不切实际的好感和期待。拥戴者们喜欢说，《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横空出世成为美国公共住宅、大型高速公路项目和城市更新的终结者。不过，也有研究者指出，“当我们重新审视美国旧城更新的发展历史，会发现上述大规模计划的失败还有其更加深刻的原因。事实上，几乎就在雅各布斯写《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时，这些由政府主导的计划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正如雅各布斯自己所言“时尚的背后是社会经济的原因”，而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真实原因则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经济萧条。但在进入90年代，由于美国经济持续繁荣，出现了新的雄心勃勃的投资者，大规模计划开始“死灰复燃”。

　　就好像对小国寡民的政治乌托邦的期冀从来没有能够指点超级大国的政治方向一样，《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能提供给我们的，也只是一些观念上的启迪。如果我们不详尽了解中国大城市的生存现状，不能真正把握大城市流变之中的关键问题和要害因素，再多对于城市规划感性的口诛笔伐，似乎都不太可能改变城市固有的愚蠢走向。加拿大女记者的控诉，在中国很容易落空。而中国大城市的命运，也很有可能继续出现较差的结果，成为未来持续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