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民告官难题不能靠与虎谋皮

    要法院去抵制控制他们人财物的地方党政领导制定的各种“土政策”，这无异于以卵击石，不太现实。要法院和它的上级法院一起求助于地方党政领导，要求他们排除各种干扰，保障法院能依法受理行政案件，而恰恰许多不允许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土政策”出自地方党政领导，简单地说，就是“与虎谋皮”

　　如果你要缺一件华丽的服装，你会跑到老虎面前，请它剥下皮来给你制衣吗？大脑没有失常的人肯定不会做这种蠢事，因为他知道“与虎谋皮”的结果是--老虎正等着将他变成丰盛的晚餐。但换到其他方面，聪明的人未必能知道什么叫“与虎谋皮”，比如某些机关解决问题的方式。

　　眼下就有一例。最高人民法院11月15日发布《关于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意见》规定，严禁以任何非法定理由为借口，拒绝受理某类依法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各级人民法院要依法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切实解决行政诉讼“告状难”问题。最高法院想民所想、急民所急，及时出台《意见》要求各级法院切实解决“民告官”告状难的“老大难”问题，这是一件大好事，问题在于，他们开对了药方吗？

　　地球人都知道，行政诉讼存在“立案难、判决难、执行难”的三大难题，这三大难题，无一不与地方保护主义有关，其中行政诉讼的“立案难”尤其如此。举凡征地、拆迁、环保、群体性事件等行政诉讼案件，民众要求助于法院，地方党政领导就出台相应的“土政策”，明确规定一些所谓“敏感性案件”法院不得受理，将民众从一开始就堵在了法院的门外。而法院的人、财、物都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他们不得不听命于地方党政领导，因此不得不服从“土政策”的安排，有的地方法院甚至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主动向地方党政领导请示某些案件可否受理。这一点，连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也看得很清楚，他在今年7月份的一次法院的座谈会上就指出“要坚决清除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限制行政案件受理的各种‘土政策’，破除人为的诉讼障碍，解决当事人‘不能告’的问题”。

　　但是，最高法院开出的药方却是“要坚决抵制非法干预行政案件受理的各种违法行为，彻底废除各种违法限制行政案件受理的‘土政策’。对于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造成恶劣影响的，应当及时向当地党委、纪检监察机关和上级人民法院反映，上级人民法院要协助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作出严肃处理。”前一段翻译成通俗的话语就是说，要法院去抵制控制他们人财物的地方党政领导制定的各种“土政策”，这无异于以卵击石，不太现实。后一段翻译成通俗的话语就是说，要法院和它的上级法院一起求助于地方党政领导，要求他们排除各种干扰，保障法院能依法受理行政案件，而恰恰许多不允许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土政策”出自地方党政领导，所以，这一段话简单地说，就是“与虎谋皮”。

　　可是，法院开出如此“与虎谋皮”药方不止这么一个，例如2006年6月份，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和监察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在办理党员和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干预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案件中沟通情况、建立典型案例通报制度，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一名法官如是评价道：虽然自己也身为法官，但是按照通知中的要求，遇到打招呼、批条子、强令等方式非法干预法院依法执行案件的，让法官主动去“及时向同级党委报告，认为必要时可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报告”，似乎是很难做到的。

　　从大的原则上来讲，人民法院与地方党政领导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为国家和人民利益服务。这样看来，法院出现了“立案难”的问题请求地方党政领导的支持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却是存在国家的利益与地方利益、短期的利益与长远的利益的差别，甚至还可能夹杂某些领导人的个人利益，否则在许多地方就不会出台限制行政诉讼的“土政策”了。因此，出现“立案难”让法院救助地方党政领导的“与虎谋皮”的思维，实质上就是承不承认有国家与地方利益、短期与长期利益的差别的问题，承不承认法院有制约行政权力滥用，独立发挥审判作用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在具体问题上存在利益差别，并且法院应当制约行政权力，那么，就应当多考虑给法院以独立审判的条件，而不是“解铃须系铃人”，找回“土政策”的制定者，请求他们帮忙解决“立案难”的问题。

　　当然，让地方法院的人财物收归上级法院管理，让法院能独立审判，是比较理想的结果，但“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可以等待。但至少在行政诉讼“立案难”的问题上，我们应当抛弃“与虎谋皮”的思维，比如像检察机关将所有的自侦案件逮捕权上提一级一样，也将所有的行政诉讼案件上提一级，由上级法院来决定是否立案，再由上级法院视情况交给异地法院审理；至少，当出现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造成恶劣影响的事件，上级法院要向同级常委汇报，由同级党委的纪检监察部门来查处下级的党政领导或者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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