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数”关乎民生而非政绩

　　近期在对一些城市的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和落实幸福指数的过程中热情超乎想象，很多地方都将幸福指数与官员政绩直接挂钩，有的甚至出台了幸福指数一票否决制。一些地方官员现身各种媒体和公众中间，为提高本地幸福指数拉票造势。（11月10日 中国新闻网）

　　专家分析说，有些地方在确定幸福指数时，想当然地设定一些和百姓幸福毫不相干的内容，将幸福指数调查统计变成了数字游戏，以至于成了“幸福形象工程”，最后带来的只能是官员的幸福，纸面上的幸福。

　　近年来，数字依赖和指标崇拜成了社会的流行“产品”，有些官员甚至出口必谈“指标”，殊不知，这种“指标崇拜”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并且这种指标评价以官方为主，评价主体相当单一，多是上考下，官考官，缺乏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参与，致使政府往往重视自身评价，忽视了社会公众的评价。由此，也就产生了种种非议。

　　幸福问题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与此同时，国际社会推出了一个用于衡量人们幸福程度的标准，即国民幸福总值 GNH。GNH 的发明者不丹王国的国王旺查克认为， 政策应该关注幸福， 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不丹王国制定政策的依据则是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 不能失去精神生活、平和的心态和国民的幸福。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 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以幸福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的实施， 使得人均 GDP 仅为 700 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

　　不过，环顾周围，可以发现，我们离这种理想状态还有相当的距离。公众幸福指数不高是当下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软肋所在。而“被幸福”的出现更是证明了这点。生活满意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但长期以来，政策制定者却似乎更关注GDP和经济增长率之类的问题。因为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经济的增长能自动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福利水平。但有关幸福经济学的研究却发现，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生活满意度的增加。

　　探寻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没有把幸福融入公共政策的价值追求之中，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背离。因此，应该将幸福视为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 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综合考虑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 更强调文化方面的因素。这对我们来说，都是有益的启示。

　　尽管我国的经济总量的增长给全社会提供了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 在较大程度上提高了公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但多种统计资料显示, 物质财富的增加并没有带来公众幸福感的同步提升。根据荷兰Erasmus大学的Ruut Veenhoven教授对中国3次幸福指数的调查， 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995 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最新幸福指数调查，显示东亚国家幸福指数普遍低于西欧及美洲国家，最快乐的亚洲国家新加坡也只排名第25位，中国则排第48位。种种事实告诉我们，把幸福指数纳入公共政策的价值理念已是一种必须。这在笔者看来，是消除“被幸福”的应有之意。那么，我们将要面对的问题就是 ：幸福指数离公共政策的价值理念有多远？

　　“指标拜物教”下的“被幸福”，既是一个“指标崇拜”的问题，又是一个民生问题。因此，切不可被用来粉饰“政绩”，也就是说，“被幸福”的出现是对幸福指数的嘲弄，也是对民生的背离。所谓的幸福指数仅仅是权力的“玩偶”，对此，社会应警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