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柏林墙反思20世纪的极端和对抗

    德国昨天迎来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这是属于德国的纪念日，也是属于全世界、全人类的纪念日。

    1961年柏林墙的出现是一个象征。这堵正式命名为“反法西斯防卫墙”的隔离建筑不仅分割柏林作为一个单一城市的属性，也作为一个最直观、最有代表性的象征物，凸显了二战以后的冷战思维，是两极对立的物化。而1989年它的倒掉，成为东西德统一进程最具标志意义的事件，对德国而言，这是一起阴差阳错的幸运事件，对世界而言，它意味着尖锐对立在全球治理中逐渐失去正确性，世界开始以新的方式交流融合。

    作为“冷战”结出的一颗果实，柏林墙代表的对立不是武器的对抗，而是思维和生活的对抗，它是一种较于战争显得有底线但依然蛮横的对抗。柏林墙如同一个界标，在它存在的时间里，界标的两边处在竞争较量的场合之下，人们挣扎不出非文明的沼泽，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两个世界的人们，意识秩序、行为秩序和语言秩序互为背反，这面墙曾代表世界的一种焦虑，尔后成为令世界兴奋的一个焦点。

    20世纪区别于它之前的一百年，殖民统治关系不再是世界格局的底色，复杂的冲突与对抗在这个世纪里占据主要位置。从根本上讲，柏林墙也是我们面对整个20世纪世界冲突形态的一个记忆标点。一个简单的排序，这个世纪囊括两次世界大战，人类最具杀伤力的核武器也诞生在这个一百年里，苏维埃政权建立，美国强大，种族冲突、经济困境、帝国衰落都在这个时间区间里表现明显。可以说，柏林墙的构建、存在和消失，也是20世纪人类政治史、社会史、生活史中值得咀嚼的故事片断，它证明某种不合时宜、违逆人性的冲撞怎么从繁兴走向迟暮，记录了残酷而又荒谬的过往如何从历史帷幕中黯然退场。

    这就是柏林墙背后德国曾有的历史，也是全人类曾共有的历史。我们曾经拥有“极”这个概念，我们曾经处在极端主义的生存空间。“极”这个概念反映的是朝不同方向行进的简单、直线思维，一个世界只有两个极，如同电磁的正负，但世界自身的复杂性要比电磁的属性复杂得多。而极端主义的生存空间往往表现这样的特点，保持对抗成为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交往的基本原则，在心态上有掌握了绝对真理的架势，假定自己完全正确，拒绝有限性、临时性、非全面性，只承认确定性，对妥协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感，具备对方的负面思维模式和特征。

    我们并不主张差别的消失，也不赞同人类自身的多样性全部归一，变得没有特性，我们只是申明极端、对抗这样的方式已不合时宜，无分国际和国内。在世界范围内，我们仍然面临一些极端主义的冲突，基于肤色、语言、民族、宗教等的差别，在一些国家内部，手段上的急躁冒进，无视条件限制，不计成本代价，非此即彼，命令式服从的问题，还是时有显露。多元必有冲突，矛盾冲突自然不全是坏的，但旗帜鲜明地反对极端主义的冲突，承认差异、允许多元、谋求共存，这是我们从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纪念中可以汲取的教训，可以获得的鲜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