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他重启了一扇久闭的大门

    时代已是多元化的时代，社会也已是宽容的社会，一个学者关心时务是好事而非坏事，至于其思想倾向是否合乎读者的胃口，却并非评判其学术和思想价值的要素，君子合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党同伐异，古今大忌，对唐先生及其作品当作如是观，对古今中外的人和事，又何尝不当作如是观？

  　10月暮秋，金风萧瑟，似乎是个感伤和送别的时节，一位又一位知名人士悄然离去，其中就包括唐德刚先生。
　　
　　对于中国大陆的大多数读者而言，似乎是刚刚开始认识、开始熟悉唐德刚，便惊悉其逝世的消息。尽管唐先生成名甚早，开始著书立说也不算晚，但他的一系列口述史作品，如《胡适杂议》和《胡适口述自传》，却直到90年代末才在中国内地读者群引起广泛关注，而这一关注的最初，还是因为口述史的“传主”胡适等人、而非作者唐德刚，开始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
　　
　　然而这恐怕恰合了唐先生的心意。
　　
　　唐先生口述史的最动人处，并非与上一辈名人间的不凡际遇，也并非其文白相杂、却又不给人以生涩感的文笔，而是那种不即不离、不卑不亢的行文，和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自家身影。所谓“口述史”，说穿了便是明清以降，颇风行一时的私家名人过往录，即使到了近现代，这种风气也并未彻底绝迹，郑逸梅老先生，吴宓老先生等，都是个中名家，当代一些动辄在博客上发表“我与巴马（或小奥）在某某星巴克对啜拿铁”之类文字，也算得这一风尚的孑遗。与这些或雅或俗、或意味盎然或味同嚼蜡的文字不同，唐先生始终得以一种平视的目光看待名人，以一种适当的距离感描述名人的历史，以一种不远不近的代入感放置自己这个“说书人”的眼和嘴，让读者能从口述史这种最主观的历史体裁中，得到最客观、最自然的历史纪录，甚至浑然忘却“说书人”本人的存在。“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怒”，所谓名人过往录大抵如此，个中分寸如何拿捏，唐德刚算得上个中高手。
　　
　　唐先生是历史专业出身，上世纪50-70年代与前辈郭廷以先生齐名，而有“郭、唐”之称。耐人寻味的是，郭廷以先生在近代史专业圈内名望崇隆，且在谢兴尧、罗尔纲、简又文、萧一山等同侪纷纷卷入政治论战而互相攻讦之际，仍能保持纯学术的不偏不倚，并因此即使在近代史研究最不正常的历史时期，也仍然获得两岸三地几乎所有专业人士的推崇，其早年力作《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堪称里程碑式的史学专著，但非近代史专业、非太平天国或晚清史发烧友，则或只知书名而未窥全豹，或干脆连书名跟作者名都未听说过。而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中美外交百年史》和《美国民权运动》却似恰与之相反——在专业人士圈内反响平淡，在一般历史爱好者和普通读者众却激发起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和越来越热烈的反应。
　　
　　诚如台湾夏志清教授，及其他一些业内人士的评价，唐先生的这些著作，得之于博，失之于深，对专业人士而言，自然觉得可咀嚼性稍逊，但在圈内人看来的缺憾，却恰是一般历史爱好者和普通读者所最欢迎的，盖惟其清浅，乃更便于阅读和理解；惟其广博，乃更利于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精力，去迅速找到错综复杂史事乱麻的那根“线头”。
　　
　　和其它许多国家的人不同，中国人素来好听书、好讲史，稗官野史从来有最多的“粉丝”，文不甚深、语不甚俗的说部、演义则更脍炙人口，文人笔记类的私史，也和官修史书一样代代流传，薪火不绝。这种需求固从未断绝，但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原因，这种文化却一度濒临绝迹，唐先生的一系列作品恰在不经意间弥补了这段无可奈何的空白，可以说，重启了一扇久闭的大门，续接了这段“说史”的历史，永铭史传，应是当之无愧。近来国内文史通俗作品大热，各类“说史”讲坛人物辈出，甚或泥沙俱下，好不热闹，不知又有几人堪与唐先生比肩？
　　
　　唐先生作品流传甚广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中国近代史这段国人似乎再熟悉不过的历史，他给出了独特的视角；对于胡适等似熟悉、又似陌生的人物，他给出了明晰的勾勒；对中美外交史、美国民权运动这些国人有兴趣、却乏了解的范畴，他给出了最简洁易懂的全景，这些看似简单、实则甚难的有心作为，对于一些“小众”，或不过锦上添花，对于大众，却实在是雪中送炭了，得享盛誉，不亦宜哉？
　　
　　对于唐先生的生平，海峡两岸的一些人似乎都有话说，或指摘其“临门而不敢入”，或讥其“入世过深”、“甘当海外的共党”。中国人大抵都有个传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对于始终强调“传统不可费”的唐先生，应是耳熟能详、不敢或忘的吧？同成名于中原故土、后因时代原因天各一方的近代史大家们，如简又文、萧一山、罗尔纲、罗香农、萧一山、吕集义，甚至素来标榜“不问政治”的郭廷以，最终都或深或浅，被卷入时代的洪流和政治的漩涡。时代已是多元化的时代，社会也已是宽容的社会，一个学者关心时务是好事而非坏事，至于其思想倾向是否合乎读者的胃口，却并非评判其学术和思想价值的要素，君子合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党同伐异，古今大忌，对唐先生及其作品当作如是观，对古今中外的人和事，又何尝不当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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