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宋劲松
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Edward Lorenz）1963年在一篇提交纽约科学院的论文中分析了蝴蝶效应：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之后人们把蝴蝶效应理解为“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由公共突发事件引起的衍生经济危害，其连锁影响具有典型的“蝴蝶效应”特征。
从历史经验来看，突发公共事件往往会导致区域甚至全国（或者是企业乃至产业）的衍生经济危害，有的突发公共事件对经济的衍生危害往往大过突发公共事件本身的危害。例如，在自然灾害突发事件中，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死亡约18万人、失踪约12万人，难民人数几十万人，直接经济损失约136亿美元，其对经济的衍生危害是保险业遭受重创、全球股市大跌、东南亚旅游遭受重创；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2003年的“非典”疫情对北京的直接经济损失约100多亿元人民币，但其对北京经济的衍生危害却是：经济发展比正常水平低2．1％，税收和财政收入减少，重创旅游、零售、餐饮业，住宿餐饮、交通运输、居民服务、卫生等4大行业薪酬锐减，服务性消费骤然下降，非消费支出较快增长，影响了就业；在社会安全突发事件中，2001年美国“9·11”事件的直接经济损失不到100亿美元，但事件之后，工业生产下降，零售业急剧下滑，债券投资风险加大，公司筹资困难，企业利润和固定资本投资下降，失业人数剧增，房地产业成了“重灾区”，给交通运输和旅游业造成严重损失，保险业面临困境，证券交易商和交易所损失严重，使美元相对主流货币贬值、股市下跌、石油等战略物资价格一度上涨，并波及欧洲及亚洲等主流金融市场，引起市场的过激反应，从而导致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减慢；在事故灾难中，2005年11月13日，吉林双苯厂（101工厂）发生爆炸，泄漏进松花江的苯类污染物总量在100吨左右，事故死亡6人，以伤亡论则损失小，但污染了松花江水源，造成下游数百万人饮水困难，严重影响了松花江下游地区的生产等经济活动，这个区域性的损失难以估量。另外，吉林双苯厂是我国主要的苯胺生产企业，其产能占全国市场份额很大，爆炸事件发生后不久，国内苯胺价格就上涨了800—1000元／吨，达到14000元／吨。
从各国政府对突发公共事件衍生经济危害的处置情况来看，几乎运用了所有可动用的政府管理手段。例如，2008年9月，三鹿奶粉添加三聚氰胺使婴幼儿患“肾结石”病症事件曝光后，三鹿奶粉事件演变为整个中国食品饮料行业的危机，相关上市公司，乃至酒类上市公司的股价大跌，奶农开始杀牛倒奶，以牛奶为原料的食品在超市下架，中国食品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从一个行业扩展到多个行业，从国内扩展到国外。国家一方面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受害婴幼儿，全面治理整顿奶粉市场，确保公共食品卫生安全；另一方面，中央财政紧急拨付奶农临时补贴资金3亿元，切实保障奶农利益。2008年11月19日，国务院发布《奶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在各方努力下，2009年2月，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职工安置与破产重组得到解决。
为应对2003年的“非典”疫情，2003年5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七项货币信贷措施，全力支持抗击“非典”，降低“非典”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财政部会同国家税务总局从减税、减费、节支、贴息来应对“非典”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突袭，救助餐饮、旅店、旅游、娱乐、民航、公路客运、水路客运、出租汽车等行业。有关地方政府，如北京市自2003年5月1日至2003年9月30日对一些相关行业及其个人暂时执行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措施。
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后，美国股市休市，至9月17日复市时辅之以若干稳定市场的管制措施。在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于纽约股市恢复交易前再次采取突然降息行动，此后又连续3次降息，直至4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在财政政策方面和产业政策方面，布什政府实行减税和经济刺激计划，布什政府实行了为期10年的1．35万亿美元减税计划，国会迅速通过了400亿美元的反恐怖和经济重建计划，并实施150亿美元的航空援助计划。但美国为拯救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和2001年“9·11”事件所带来的经济衰退而采取的刺激经济计划（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实行低利率政策）却为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埋下了祸根，并在2007年后演变为次贷危机，进而演变为一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这是一次突发公共事件应对策略的经济管理措施失误的典型案例。
从对突发公共事件经济管理的研究来看，国内目前还停留在灾害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之内，即研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救灾、防灾的费用和投资，防治灾害的经济效益，历史上灾害损失的计算方法，对灾害的保险等等。目前的研究现状是：一是基本上处于分散的、小专业范围研究的局面；二是重自然灾害、轻社会灾害的经济问题研究；三是灾害学界研究多，经济学界研究少。总的来说，中国灾害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虽然已经起步，但研究者少、成果少、专业局限、内容分散、缺少特色仍然是现阶段灾害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
西方灾害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可以分为两大领域，一是研究灾害对经济系统物质方面Physical Infrastructure的影响，二是研究灾害对经济系统制度方面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 的影响。总的来讲，西方灾害经济学的研究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研究范围的广泛性，灾害经济学的研究几乎涉及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数理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二是研究方向的演进性，由于灾害经济学是一门应用经济学科，经济学方法的不断创新导致灾害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更替，每次方法的更新都导致了对灾害经济行为理解的深入；三是研究问题的实用性，西方灾害经济学的研究大部分是针对可能发生的灾害，很少有纯粹的理论分析，通过研究提出一些可操作性的建议，为减灾管理提供帮助。
从我国政府的“一案三制”（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应急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法制）工作来看，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章第四十九条第（八）款规定“依法从严惩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制假售假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稳定市场价格，维护市场秩序”，还有第五章第六十一条规定“国务院根据受突发事件影响地区遭受损失的情况，制定扶持该地区有关行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经济损失及直接经济危害的经济管理工作做了规定，但并没有涉及衍生经济危害。
从以上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的经济管理实践、理论研究和工作制度方面来看，国内外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但我国这方面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制度建设也没有很好地适应此项工作的要求。因此，我国应加强对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经济管理工作的研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专家组成员中也应该有经济管理类专家，应急管理“一案三制”应逐步补充经济管理的内容，以便在预警过程中可以系统性地提出经济管理方案，尽可能地降低突发公共事件衍生经济危害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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