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Jayati Ghosh：应让经济增长更多惠及穷人

　　在1980年经济改革，尤其是1991年“印度版改革开放”后，印度与中国一样成为发展中大国，并且被树立为全球化的典型——印度因提供离岸外包服务成为“世界办公室”。但同时，融入全球化也给印度国内带来了不平衡和贫富差距的扩大。

　　近日，CBN记者专访了印度经济学家、国际发展经济学会执行秘书长Jayati 　Ghosh。她认为，就中印两国的例子而言，发展的成功不仅表现为GDP增长，也应包括贫困人口的减少。

　　中印经济发展异同

　　CBN：你如何看待中印两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异同？

　　Jayati Ghosh：就基本条件看，中印两国有很多相似之处，都具有广阔的领土且各地风俗迥异、人口众多，而且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人口高速增长。

　　就差异方面看，两国的经济制度有根本性的不同。印度自独立时便确立了混合型发展的经济模式，私营经济所占比重大，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即便是在1947～1980年的“统制”经济时期，也主要集中在对私人资本的管制上。

　　印度在全球化时代进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使政府进一步撤销管制并令私营经济部门更加壮大。这使得印度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没什么不同。但是，由于地主和部分精英反对，印度迟迟无法进行土地改革和其他实质性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政策。

　　相对来说，中国政府对经济进行了更加有效的控制，即使是在197８年后的改革当中，政府仍然对宏观经济平衡进行了有效的控制。

　　CBN：很多人谈到中印的不同之处时，还会提到中国的工业和印度的服务业。

　　Jayati Ghosh：是的，中印两国经济结构增长方式非常不同，这表现在两国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上。中国在过去的25年时间里保持了年平均9.8%的增长，同时期印度的增长率只有5％～6%。

　　中国走的是典型的工业化道路，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投资；印度经济自1990年以来第二产业所占比例鲜有增长，而第三产业则增长迅速，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

　　不过，印度在改变经济结构的同时，整体就业结构却顽固地拒绝变革：农业占GDP的比重由过去的60%减少到25%左右，却仍吸附着60%左右的就业人口。这使得从事农业的人口相对变得更加贫穷。

　　CBN：在发展不平衡方面，两国的异同在哪里？

　　Jayati Ghosh：中国的地区间差距明显，而印度的行业间和城乡间差距则更大。中国已经采取了一些诸如调整税率、增大西部投资和改善社会保障的政策来缓解差距。但印度的相关措施则更依赖政治上的变革，缓解差距的政策往往是迫于选举压力，并且还常常很初级。

　　总的来说，印度的政治家期望IT服务业带动印度整体经济发展，然而如何帮助广大劳动力转移到高产出的领域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

　　减少贫困将是印度最大问题

　　CBN：你认为印度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Jayati Ghosh：印度需要在推进可持续增长的同时减少贫困。

　　印度的发展战略使相对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那些受到扶持的产业部门却没创造出与其增长相称的就业机会。这样的发展导致地区间和产业间的发展越发不平衡、边缘化人群的收入脆弱性增加，并使一些人类发展指数恶化。因此，2004年印度政府提出将“包容性增长”作为政治目标之一。但印度距离真正加速削减贫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CBN：你是如何看待印度的贫困现象？

　　Jayati Ghosh：这首先涉及到贫困的定义。我将贫困的指标分为：以购买力评价（PPP）调整后收入衡量和以人类发展指数（HPI）衡量的贫困。

　　从收入角度来说，虽然自1970年起，印度的贫困率在持续下降，但近来印度官方的收入统计数据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质疑。去年，亚洲开发银行按亚洲标准计算的2005年印度在绝对贫困线（人均日收入1.35美元）以下的人口为6.2亿至7.4亿之间，是印度官方数字的两倍还多，印度的贫困率为54.8%，仅次于尼泊尔（55.8%），居亚洲第二。

　　同时据世界银行的标准测算，印度的贫困人口减少率从上世纪80年代的年均0.94%降低至过去15年的年均0.65%，这意味着印度将无法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设定的在2015年前将各国绝对贫困人口数减半的目标。无论采取何种标准，印度在过去15年中的贫困减少率都低于预期。

　　从人类发展指数的角度看，印度的健康和教育指数一贯低于具有相似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近期，印度的粮食贫困更加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根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在2008年的统计，印度绝大多数省的饥饿指数与一些最贫穷的撒哈拉以南国家处在同一水平上。印度的农村发展部也同样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们提出按照每日摄入热量2400千卡的标准，印度的贫困人口比例至少应该上调至50%。

　　CBN：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现象？

　　Jayati　Ghosh：究其原因，政府公共政策的不力是印度人类发展指数低下的重要原因。中央（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卫生保健支出由1980年的约占GDP的1%降低至21世纪初的不足0.9%，中央政府的卫生保健支出只占GDP的0.1%，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最低的。政府公共支出的缺乏使得包括免疫注射在内的卫生保健措施得不到开展：只有58%的城市儿童和39%的农村儿童得到了全部的必要免疫注射。

　　其次，种姓制度仍然是印度贫困的重要来源之一。另外，第三产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内部的生产率差距悬殊，这也构成了印度贫困的重要原因。

　　增长成果没能惠及普遍大众

　　CBN：近些年印度经历了持续的高增长，你认为贫困减少缓慢或者说贫富差距悬殊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Jayati　Ghosh：印度逐渐提速的经济增长与缓慢的贫困人口下降率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这无疑与增长的成果过分集中，没有惠及普遍大众有关。我和一名同事在此前一篇文章中提出，减贫变缓的关键原因是经济增长本质的变化。

　　由于未进行土地改革，印度的广大穷人是缺地的劳动力，这些人往往是农产品的净消费者，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会减少他们的真实收入并加重贫困。

　　其次，印度在减贫中也遭遇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问题，即产出的高增长并未能给劳动人口提供足够多的“体面工作”。不断增长的劳动力数量使得失业率增加，同时报酬和就业的质量（如每年工作的天数）有所降低。

　　第三，印度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了受发展战略扶持的私营部门逐渐挤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公有企业；一些惠及大企业集团的政策，对那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不利，它们的倒闭带走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造成失业。

　　最后，工作的性质和取得收入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作为以上状况的一个重要结果，印度个体经营者大量产生，尤其是在农村的妇女中，个体经营者或者从事家务的妇女比例已经达到了农村妇女总数的三分之二强。个体经营者的大量涌现，使得保证这些人群在安全和体面环境下工作变得更难，亟待推出新的政策以改变这一状况。

　　CBN：印度政府应如何进一步减贫或消除贫富差距？

　　Jayati Ghosh：减贫，或者说消除贫富差距的关键在于经济增长的性质，即这种增长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能使增长的收益惠及穷人；增长所导致的结构性变革能在多大程度上创造生产性的非农业就业；国家和市场的功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公众的基本需求和获得社会服务的可能。简而言之，即作为媒介的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效果转化为穷人生存和发展环境的改善。

　　目前印度的宏观政策不利于增加就业，并且催高了农产品价格，加大了消费的不平等。因此，在印度减贫需要走一条更加平均主义的发展道路，我认为有效的措施包括：增加农产品产量同时控制农产品价格；在农村地区，增加非农就业机会；由政府直接兴办培训项目，支持劳动力从事生产性工作。印度需要改变当前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带动乡村地区非农就业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