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有权者如何“与百姓接轨”

　　我曾经批评那些手握垄断资源又无视民意的人，一方面，他们在理屈词穷时“言必称国际”，另一方面，当民众因为某种正当理由要求他们“与国际接轨”时，这些人又会以“国情何其特殊”等缘由义正辞严加以拒绝。这样的时候，你真不知道他们此前的“与国际接轨”究竟接的是“第几国际”。

　　还可援引的例子有，为有效防止腐败，大多数国家都实施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20多年来，许多有识之士也一直努力促其在中国早日确立。2009年的两会，这一制度设立与否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然而一些负面信息还是让人看到了一些傲慢的阻力。几天前，《财经》网登了一篇记者手记。两会期间，记者询问某省一位高官“怎么看待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以及“是否会提这样的建议或者议案”时，得到的回答竟然是这位官员的反问：“不会。如果要公布，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那些(私营)企业老板的利润为什么不向工人公布？”

　　此真可谓“史上最牛的反问”。众所周知，设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本是一个国家走向政治文明的标志性事件。为了让社会和监察部门对从政者的“政治性收入”一目了然，核查有据，许多国家或地区早已设立了这一制度。而且，这一切本应成为官员获得权力与政治信用时需要交付的成本，与社会财产数目并无干系，更不存在只有先公示老百姓财产方能公示官员财产之逻辑。

　　当说，上述反问及其夹带的傲慢或多或少解释了为什么官员财产申报制20余年来在中国一无所成。在水性杨花、三心二意的“与国际接轨”之后，“与百姓接轨”终于横空出世，从此对外对内，接轨合璧，所向无敌。面对这样的诘问，老百姓或是既喜又愁了。喜的是，一不小心自己倒成了有些官员拒绝财产申报制度的“保护伞”。愁的是，若非自己不肯公示财产，官员财产公示哪会拖到今天？都怪你们不积极，把官员们给带坏了。

　　财产公示要“与百姓接轨”，让人们看到的不只是逻辑上的荒谬，更有公开的蛮不讲理。值得追问的是，就算公众承认一部分人在经济上先富起来，不主张让官员与老百姓接轨贫穷、接轨读不起书与看不起病，但就公务员拥有的特权来说，是不是该放下来与老百姓接接轨了？比如，和老百姓接轨同一体系的社保，在同时候涨工资，不再享受几乎占中国财政收入1/3的“三公”消费？

　　致力于推动中国转型的人，是该好好研究一下“接轨政治学”了。综上，当下中国有两个接轨的学问，一是与国际接轨，另一个是与百姓接轨。它们的共同点是，有权者有利时就接轨，无利时就脱轨。归根到底，这都是不受约束的权力在越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