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岳散人：摆脱了公共生活的干涉

　　《南都周刊》的《60年私人生活史》挺让人感慨。以前的历史叙述，总是宏大叙事遮蔽了私人生活。其实，只有私人生活得到尊重和再现，历史才可能变得完整。我也来说说自己的私人生活史吧。我今年37岁，比共和国小23岁，但比改革开放大7岁。也就是说，正好我开始记事儿的时候开始了这三十年的巨大变迁，然后带着前三十年的模糊记忆“走进了新时代”。

　　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匮乏，什么都缺，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还在买无数的冬储大白菜，只是每年买的数量在减少当中。电视是1985年就买了，黑白、12英寸、日本三洋，1992年买了第一台彩电。然后事情变化得就比较快了，1996年我有了第一台手机、电脑，1999年有了自己的私家车。其实当时买手机的时候还在想：这要是坏了的话都没钱去买第二部。当我买第二辆车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这个想法了。

　　我是从匮乏的年代走过来的，虽然只是赶上了一个尾巴，但那种东西成为一种烙印放在了脑门上。从匮乏到丰盈再到可以选择，这个故事用了很长时间。其实物质上的丰盈是很快就能达到的，还有一种丰盈并不能很快被接受。

　　我还记得当年北京动物园那里有一些人推着三轮车叫卖邓丽君的磁带，家长总是匆匆带着我们走过，老师教育我们那是靡靡之音。但靡靡之音好听啊，不知道怎么，就是觉得比那些电视里的强。然后是迪斯科，第一次听到就觉得血脉有所激动。又开始有人教育我们，这些都是不好的，最后变成了老年人的娱乐项目。然后是摇滚，很多人说他们是流氓。流氓就流氓吧，他们看上去活得比我们自在。前段时间去原单位调取档案，还看到了自己当年留过肩长发的照片。为这个，老爹跟我怄过不知道多少次气，现在我把脑袋刮得像个灯泡，您该满意了吧？您不满意也没办法，我现在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与发型了。

　　我说的是选择与宽容的丰盈。有时候说起私人生活来，其实是与公共生活息息相关的。当公众生活里充满着可以强制你的因素时，私人生活就是一句妄谈。国家的角色大致相当于父亲，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自己的孩子，但总有些人不会被塑造，而且这种人越多，这个社会就会越进步。说起来这些年的私人生活的变化，我个人最大的感触就是在创造财富的同时，更多地脱离了公共生活的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