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广州日报》报道，昨天，深圳信立泰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上市引起媒体关注，缘由在于其公司董事长叶澄海多年前的特殊身份。24年前，叶澄海曾担任深圳市副市长，是我国最早下海的“高官”之一。叶澄海经过多年打拼，如今已是保守身家高达34.09亿元的亿万富翁。

　　支持的一方认为，像叶澄海这样从“农门”艰苦奋斗升到政府高官，又从“高官”位置上主动“下海”，在商海中依靠自己能力发展致富，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应大力鼓励。在他们看来，这些从基层一步一个台阶升到高位的领导干部，本身就是中国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所急需的高级人才，根据用人的规律，官阶层次越高“官缺”也就越少，势必有不少有能力的高官成为落选者，如果不给他们开放一条自我发展、重塑人生的道路，他们只能选择或原地踏步混到退休，或在庞大复杂的行政体系间与时俯仰，从而构成对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

　　支持者们进一步认为，让叶澄海们获得下海（还有其他出路）的自由，也有助于打破领导干部终身制的怪圈和痼疾，对干部年轻化和干部编制的“消肿”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反对的一方则认为，“高官”并非一般在职人员，他们处在特殊的位置上，有职有权，有部属有“地盘”，有多年宦海搏浪所积累的人脉和庞大关系网，这一切都可能在其“商人化”后，就地转化为机遇、金钱和门路，成为其过关斩将、击破其他挑战者的宝刀利刃。如果任由“高官下海”现象蔓延，则容易滋生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对官商两界都会产生消极影响。

　　反对者们还普遍认为，“高官”们本来所获得的机会、所拥有的选择余地，就比普通人要多得多、优越得多，如果再给他们开放“下海”的通道，势必挤占普通人更多的机会，从而导致社会不公平的现象。

　　公平地说，应该承认，当官也好，经商也罢，只要符合资格，如何选择取舍本应是属于当事人个人的权利。在国外许多国家，这种官—商、官—学、官—律师、官—银行高管间角色的切换，不仅非常频繁，而且司空见惯。比如美国，政府各部门高级官员就有很多是高盛等公司高管出身，而这些官员中的许多人离职后又会回到这些公司，有些佼佼者甚至商而复官、官而复商，来来回回兜过几个大圈子，被形象地称为“旋转门现象”；在加拿大，前外长、工贸部长艾民信，现任议员、自由党党领叶礼廷等，都是“旋转门”里颇著名的人物。

　　让高级人才获得更多的职业选择权和出路，避免他们在“一棵树上吊死”，原是顺理成章、再正常不过的道理，缘何在中国，“副市长下海”还有逆向的商人从政，会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议？

　　作为“高官下海”的先驱，叶澄海所面对的，是一个无先例可循的空白窗口。改革开放之初曾为人津津乐道的一句俗语，是“遇上绿灯快走，遇上红灯绕着走”，叶澄海的“下海”，可谓“红灯绕行”。但所谓“红灯绕行”，其实不过是利用其他路口交通设施暂时的不完善，自己踏出一条新路，一旦新路成为大众通行的道路，就一定要照样竖起红绿灯等交通标志，以便管理，以策安全。

　　“高官下海”或商人从政也一样:路是不应堵死的，还应积极疏通、引导，但必须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红绿灯”、“摄像头”和“测速雷达”，以确保这些高性能的“跑车”在道路切换过程中不乱来、不越轨，不损害路人安全和公共利益。概括地说，就是从制度上、法律上建立一套现实可行的、确保公正公平的“准入/准出”体制和切实有效、足以取信于社会的监管体系。

　　在发达国家，“旋转门现象”固然司空见惯，但高级官员的回避制度却非常严格，离职高官根据职务高低和专业性质，被限制短期、长期或永久不得涉足某些被认为可能影响社会公平，或涉嫌利用既往身份牟利的行业和领域，违者将受到严肃查究和严厉处罚。加拿大曾有若干移民部官员违规“下海”担任移民顾问，结果受到严惩，前总理马尔罗尼在未满“禁入”年限的情况下，出任某军火掮客的顾问，进行政治游说，最终不得不面对司法旷日持久的审判。

　　只要有“红绿灯”，有“交通规则”，有“投诉热线”和“交通信息台”这样的有效监督，“高官下海”也好，商人从政也罢，最终都不该，也不会成为激烈争辩的话题。（作者系旅加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