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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揭示历史真相,我义不容辞

2009年08月27日10:17 [我来说两句] [字号: ]

来源:华商网-华商报 作者:狄蕊红
袁伟时教授
袁伟时教授

  我的信念是:说真话、说自己的话、不人云亦云。假如跟大多数人一样随大流,迎合尘世,我会活得很快活,但那是违背自己良知的,一辈子会活得很羞耻,我不愿走那条路,我对自己的人生价值负责,我也应该对自己的同胞负责,写出无愧于历史的作品来。

    “天天走一万米路,日日干八小时活”,这是袁伟时对自己退休后生活的总结。

  他喜欢买书,家里的两间书房已被堆得满满当当,书继而侵占了饭厅、客厅,家里再无地容纳,一位朋友干脆在自己的办公楼挪出两间房给他放书。

  工作的8小时,他全部交给了历史研究。休息时他爱看小说,他说这是消闲,和喜欢听古典音乐一样。

  晚上,78岁的袁伟时偶尔上QQ聊天,对这位上网十年的“资深”网民来讲,打字速度虽然不能像每天的一万米快走那样健步如飞,但绝对不慢。

  在与袁伟时的电话交谈中,记者倾听他用历史的视角谈自己的人生和社会热点。

  ■人物春秋

  袁伟时,1931年12月生,广东兴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被誉为知识分子的良心,学术圈内外和公共领域皆有影响力的知名学者。崇尚“说真话、说自己的话”、“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以思想深刻、见解独到著称。《袁伟时书系》(9种)即将出版。

  大半生读史练就深刻目光

  记者:我们常说“读史明智”。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大半生,可以说毕生在读史。就您个人而言,研究历史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袁伟时:读史的好处体现在我们观察问题的方法上,看问题站位更高,眼光更宽。比如,很多人都想不通为什么中国社会转型那么艰难。这可以和国外历史比较一下,在转型期,西方有什么因素导致它顺利转型?中国少了哪些因素?英国的社会转型是因为有法制传承,在13世纪,1215年,也就是我国的南宋末年,英国制定了《自由大宪纲》,成为社会契约,规定了贵族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这在中国是没有的,英国后来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的法制与此有很大关系。所以,不要将中国100多年来社会转型的艰难归罪于某些个人,要练就深刻眼光,要看到原来的传统社会有缺陷,原来传统文化有缺陷,才造成后来的变革那么艰难。这样的角度看历史,眼光很宽,看问题也就比较深刻,这就是读史的好处。

  记者:您的 《晚清大变局》从1992年出版以来,一直畅销不衰,是公认的好的历史读物。

  袁伟时:对我个人来讲,它灌输了我的价值观和生命追求;除此之外,书里是用史料来说话,所有论点都有根有据;第三点,我不人云亦云,别人提出来的论点、流行的结论,我都要经过重新考察、论证、思考,看它站不站得住脚,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这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最后,我觉得我的文字很容易懂,很容易接受。

  将历史挫折变成历史智慧

  记者:《晚清大变局》刚出版就引起过广泛关注,您的一些观点还曾被批判。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您认为您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

  袁伟时:我的研究领域是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责任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导致历史真相被淹没,有些是史料限制,而我认为更大程度是意识形态的干扰。从国民党开始,甚至从同盟会就开始了,孙中山搞革命当然要宣传革命,例如,他派人写《太平天国史》,是为了革命宣传,不是学术研究,因此夸大了太平天国的成就。其实太平天国农民政权运动也有其落后的一面。

  揭示历史真相是我的责任,从同盟会时代到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很多时候干预学术自由,并歪曲了很多东西,我们作为历史研究者,就是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另外,我们还要总结历史经验。还说中国的社会转型吧,19世纪,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但这个转型非常艰辛,付出的代价非常大,仅仅19世纪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大约有1个亿左右,20世纪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两亿多英魂,多么悲惨!中国受到外族侵入很多次,国际赔款弄得国家非常狼狈,这是什么原因?我们研究历史的人,要总结经验,将历史挫折变成历史的智慧。我选择历史研究作为终身事业,我就义不容辞做这个工作。

  委屈和不解也是历史一部分

  记者:在网站看您的书评,大家公认您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心,您怎么看待在这条事业道路上遇到的挫折与委屈?

  袁伟时:我的信念是:说真话、说自己的话、不人云亦云。假如跟大多数人一样随大流,迎合尘世,我会活得很快活,但那是违背自己良知的,一辈子会活得很羞耻,我不愿走那条路,我对自己的人生价值负责,我也应该对自己的同胞负责,写出无愧于历史的作品来。

  读者读了我的书有收获,这是给我最高的奖赏,有不理解没关系,要看长远一点,委屈和不理解,都是历史篇章的一部分。

  公共知识分子坚持社会正义

  记者:对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称谓,您自己怎么理解?

  袁伟时:现代社会,需要有一大批公共知识分子,整个社会才会健康发展。但请大家不要将公众人物理解为公共知识分子,公众人物可以没有社会担当,可以没有高度社会责任感,也不会批判社会的不良现象。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特点是批评揭露社会黑暗面,监督公共权力,遵守法律,坚持社会正义,推动整个社会更好发展,没有这样的社会责任感,不守护正义,是称不上公共知识分子的。

  记者:公共知识分子远没有公众人物受普通读者关注,比如,青少年追星,是只认公众人物,而忽视公共知识分子的,您对这个怎么看?

  袁伟时:多数人追星行为不过是成长过程里的一个阶段,少年轻狂过了,就会思考,走上成熟。他们崇拜偶像的时候,不要指责他们,让他们自自然然快快活活成长,但要提醒他们多读书,多思考。

  我有两个孩子,我觉得培养孩子最重要的环节,是培养他们看书,有读书习惯后,他们会自己拓展自己的知识,拓展眼光,提高自己欣赏水平。我坚持一个观点:欣赏一个艺术家,那一定要从艺术角度去分析思考他们,才会提高自己的层次,要引导孩子不要老是停留在幼稚的盲目崇拜阶段,能思考偶像让自己崇拜的原因,那就很好了。

  说鲁迅作品难懂是炒作

  记者:鲁迅应该是近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最近,因为中学教材调整他的作品,引起了一场风波。网络上有人认为鲁迅作品生涩难懂,也有观点是语文老师水平不高难辞其咎。对于这样的风波,您能否谈谈看法?

  袁伟时: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很高地位,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的新篇章,他的杂文很好,语文教材完全应该收录他,这是中国珍贵的文化遗产,是我们应该珍惜、并引以为傲的东西,至于选哪些恰当、哪些不恰当,是艺术问题,不该炒作那么厉害。另外一方面,我们编教材应该胸怀更宽一些,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胡适的成就也很高,他是白话文的开创者之一,也应该收进他的作品,总之,要将语文课编得丰富多彩,适合传承中国文化,不要那么狭隘。

  记者:您觉得这场风波是炒作?

  袁伟时:鲁迅文章除掉少数文言作品,我想没有什么读不懂,不会比选入教材的文言文更难懂,说难懂是炒作。这次的风波里面有公众的逆反心理,多年来,我们将鲁迅神化了。他的全部文章我最少读过三遍,他成就很高,但20世纪,除了鲁迅,还有一些成就很高的人。

  “大师”是顶廉价的高帽

  记者:如果有人称您为大师您会不会接受?现在社会普遍存在一个现象,就是大师称谓的广泛使用。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为大师?真正的大师们具有什么样的品格?

  袁伟时:现在“大师”是顶廉价高帽,5分钱一顶,呵呵,随便买,随便卖,对这个,笑一笑就可以了。

  大师,专业造诣要很深,这个标准不能低,他在学科里,要有非常重大的、系统的贡献;他要有社会良知,守护社会正义毫不含糊,我不是要求他在道德上是完人,这是不可能的,比如大师鲁迅不是也有许广平吗?他没有离婚,在新道德来看,他很勇敢,旧道德来看,他是有道德缺陷的;还有胡适,他遵守传统婚姻,但他也出轨啊,和表妹曹成瑛,共同在西湖生活了几个礼拜,但不能因为这个就否定他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他们两位在婚姻上都很可怜,当然有权利要爱。但是,他们两位在守护思想和正义上毫不含糊,维护正义是大师的根本标准。 本报记者 狄蕊红

  
(责任编辑:李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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