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教授表示，我国中产阶级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现在中国中产阶级占人口22%至23%，封闭型社会已经成长为开放型、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新华网8月18日）

　　这是一个让我们为之欣喜的信息：1999年中产阶级大致占15%，2008年是22%~23%，大致是每年增加1%。

　　那么何以认识如此矛盾的现象呢？笔者以为，当下中产阶层的弱小是不争的事实，这主要表现在中产阶层对社会可预期和自身发展可预期的不确定性上，对自身命运的无法把握上。中产阶层的弱小既可以从数字上看到，也可以从现实中观察到。不管人们对于中产阶层的概念有着何样的不同看法，但有一点却是有目共睹的，即在经济发达国家，居于最富有的与最贫穷的阶层之间的是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层，它成为社会的主体。如在美国，社会上最富有的阶层大约占6.7%，最贫穷的阶层大约占6.2%，其余的87.1%的家庭，大致都处于一种中等收入的地位上。而我国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是要命的，但中产阶层面临的道路非常狭窄：要么努力进入高收入群体，要么往下走，返贫为低收入群体。因为对于中等收入者来说，高房价、看病贵等因素透支的不仅仅是今后几十年的收入，还有再教育或者投资或者创业的机会，也透支了往上发展的路径。

　　就世界范围来说，不少国家出现了中产阶层消失的现象，如果再放大视野，我们就会发现对未来不确定性恐惧的何止中产阶层，几乎成为社会所有阶层的焦虑情绪。市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马太效应，使社会资源的分配进一步聚集于强势群体的手中，导致强者越强，弱者越弱。而弱势群体是最先也是最强烈地感受到了社会改革的成本与代价，于是庞大的弱势群体队伍中就形成了巨大的社会风险隐患。公众的社会焦虑开始于某些不安的心理倾向，如果引起这些不安心理倾向的因素没有及时消除，便会引发起社会焦虑。社会焦虑如果不被及时遏制，便极有可能在公众之间传染，促使社会焦虑蔓延，引发社会问题。

　　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产阶层的演进是一个重要的表征。就笔者的观点，中产阶层的发育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一个自发和自然的过程，而是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产物。如果任由效率优先、市场机制独行，政府不能有效地运用相应的制度和政策去引导、协调这一过程，那么，就不能消除“中产成牺牲品”的社会陷阱。惟有进行制度创新，提供制度出口，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中产阶层渐渐处于“橄榄”的腰部。也只有如此，才能达到中产阶级占45%以上的现代社会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