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痛恨封建社会的糟粕，也痛恨极权社会的残余，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对孩子的人权（首当其冲的是接受文明教育的权利）还有如切肤之痛的哀怜，那么就必须彻查“少年集中营”，必须彻底清除暴力教育的阴影。

　　花钱雇人打死打伤自己的子女已成中国家长新时尚。

　　8月4日，成都一位母亲李淑兵将孩子送到“中国反传统教育全才培训机构”培训。短短8天后，她见到的却是遍体鳞伤的孩子，以及一纸病危通知书。（据《成都商报》8月18日报道）

　　就在8月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广西少年小邓被父母送到南宁市的“广州励志青少年成长辅导中心”，仅仅十几个小时后，父母看到的只是遭残酷殴打至死的孩子的尸体。

　　这些死伤者并非孤例。

　　2007年6月，北京少年小志在重庆渝北区大东方行走学校接受培训，因不堪教官毒打，跳楼自杀。

　　2008年8月，成都少年军军被送到吴永京教育咨询中心接受“反传统教育”，结果被毒打至遍体血淤，其母将该机构告上法庭。这家“吴永京教育咨询中心”，正是文初提到的“中国反传统教育全才培训机构”的旧名。

　　2009年8月，还是这家“反传统教育机构”，其学员少年小向被毒打至双脚溃烂，贯穿整个脚掌，送医院急治。同时，另有名大学生在接受培训期间，离奇溺死。

　　不用再列举了，上述只是沧海一粟。事实上，目前中国各地充斥着“反传统教育”、“行走学校”、“起航拯救”、“成长辅导”、“拓展成才”、“行为惯常教育”等打着各色旗帜的培训机构，许多并没有合法资质，招生对象多是所谓“调皮捣蛋”的未成年人。在收取学员父母高额学费（少辄几千，动辄上万）后，机构方将学员控制在全封闭场所，进行残酷的暴力教育。这些培训机构，不是常规学校，而是私刑泛滥的“少年集中营”。

　　令人悲哀的是，这些“少年集中营”，客观上却由家长的钱所养，所建。那么我们就有疑问了，难道这些家长都是变态，喜欢花钱弄死弄残自己的亲生骨肉？当然不是，这些家长不是变态，只是脑残。他们不愿意付出真正的心力来与孩子沟通，又迷信“黄荆条下出好人”的暴力教育法则，于是就放手把后者“托付”给“少年集中营”，希望在铁血教官的拳头、皮靴与棍棒的“循循诱导”下，孩子会变成乖乖仔、喜羊羊。

　　这些家长不但脑残，而且自私冷血。他们看上去对自己的孩子好极了，在物质上包办一切，花大钱送去各种培训班，包括“少年集中营”，但他们永远不肯抽出时间，与孩子做真正的交流。他们不了解孩子的所思所想，也不愿去了解孩子所处环境的风潮、习惯，只是一厢情愿地将孩子宣判为“青春期叛逆”、“捣蛋鬼”、“懒散成性”、“不可救药”，然后寄希望于野蛮集中营的拯救。这些家长当然不负责任不合格，然而他们却是如今中国中产阶级以上家庭的主流货色。

　　若一味指责家长，未免漏过了更重要的批评靶心。对家长，我们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少年集中营”及其背后的野蛮思维、社会土壤，我们才是真正“出离愤怒”。

　　“中国反传统教育全才培训机构”的校长吴永京声称，只要不打伤、打残，打学生就是正确的。在他炮制的《反传统全才教育章程》中，甚至有“精神魔鬼教育”一节，肆无忌惮地为暴力教育唱赞歌，要“通过肉体触及灵魂”、“戒尺让他做事有分寸，明白如果一个人如果屡教不改，不遵守游戏规则会受到应有的惩罚的。”章程的精华可概括为六个字：不听话，就得揍。这种思维，跟极权政治中的老大哥如出一辙。

　　当说，吴永京的暴力教育理念中，很大部分来自极权社会的残余。如阿伦特所言，暴力是极权政治的本质，若联想到共和国60年来的无数惨痛记忆，我们可以部分了解吴永京暴力教育的渊源所自。

　　另一个来源，则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父为子纲、师为徒纲”的等级法则。所谓“反传统全才教育”，却恰好吸收了传统封建教育的糟粕，未免讽刺。在封建社会，父亲可以任意用拳头“教育”儿子而不受法律绳缚；老师也可以用戒尺将学生的手掌或屁股打到鲜血淋漓。前者在《孔子家语》中有个典型案例：曾子斩断了其父曾皙从吴国辛苦觅来的瓜种，曾皙一怒之下用锄柄将曾子打昏。曾子醒后，却问父亲：“刚才您揍我，没累着吧”？知道父亲没累着，就欣然回房，鼓琴而歌，以表示自己虽然被打昏了，但没有任何不适。这个故事，与“华盛顿的樱桃树”，形成了鲜明对照。至于私塾的私刑，我们可以在鲁迅的散文中看到一些，不过温情脉脉了一点，在李宗仁的回忆录中就更加凶野离奇：“先生桌上必备有一块长方形木板，叫做戒方。学生如不守规矩，或背书不出，先生就用戒方打头或手心，打破打肿，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有时，先生的桌子旁边甚至放着一把丈把长的竹竿，当头打去。屋小而竹竿长，所以书房内每个学生的头，他都鞭长可及。”

　　“每个学生的头，他都鞭长可及”，这句话多么耐人寻味。

　　事实上，今日的“少年集中营”，正是混合了过往的封建家长制、私塾体罚习俗与极权社会残余的怪胎。此种“少年集中营”挂上“理想教育”、“完美教育”的幌子，再搞一些电视广告、报刊软文、DM传单什么的，对家长就极具诱惑。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总是对机构充满敬畏，机构的決定总是合理合法的，至少比个人的決定更合理合法。于是，疯子个人的决定，被替改为机构的决定，再偷换为理想教育机构的决定。无辜的少年，就在此种面目狰狞的“决定”中，遭受机构惨无人道的折磨，却还是以“为他好”的名义！

　　如果我们痛恨封建社会的糟粕，也痛恨极权社会的残余，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对孩子的人权（首当其冲的是接受文明教育的权利）还有如切肤之痛的哀怜，那么就必须彻查“少年集中营”，必须彻底清除暴力教育的阴影。

　　彻查“少年集中营”，是因为其毒打、体罚学生的行为，轻则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的规定，以及《教育法》中非法办学、培训的规定，重则构成《刑法》中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罪名，法不容辜。

　　彻底清除暴力教育的阴影，则是因为我们向往活在一个真正的宪政共和的国家，我们反对所有形式的封建暴力残余，也反对所有形式的极权暴力残余，自然包括反对所有形式的对孩子——未来的主人翁、祖国的花朵的暴力教育。

　　这一切，请从摧毁“少年集中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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