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内高校接连发生学术剽窃事件，浙江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广州体育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辽宁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知名高校历历在列。实际上，被揭露的学术腐败只是冰山一角，发生在大学围墙内的学术腐败只是社会腐败的缩影而已。

　　巧合的是，上述剽窃事件有3个共同点：剽窃者的背后是校（院）长和具有行政职务的知名教授等成为连带责任人；道歉或表示歉意是他们事后的相似举动；学生（包括博士生）成为事实的受罚者，沦为替罪羊。

　　毋庸危言，“学而优则仕”这一几千年的传统一直沿袭至今，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国当前学术语境下，校长、知名教授的晋升逻辑大致如下：年轻时才华横溢，颇有学者风范，随着学术资源的日益强大，他们开始成为学界的专家、知名学者。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跨越。这次跨越是量的变化，是基于学术进步的水平型跨越。

　　继而，他们的学术声望日益壮大，但看到身边一些不劳而获的行政领导，社会地位更高、生活更富裕，他们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他们急于摆脱学究的帽子，开始尝试和涉足于行政管理层。慢慢的，他们的身份发生了嬗变，教授升格为官员，完成他们的第二次跨越。这次跨越是质的变化，是从学术到行政的垂直型跨越。

　　接下来，为了继续保持既有学术话语权，或向更高学术地位（如中科院院士等）进军，一些行政高官利用手中的行政资源和权力，实现行政权力向更高学术权力的转移与升级，完成他们的第三次跨越。这次跨越也是质的变化，是从行政到学术的逆向型垂直跨越。

　　最后，他们的行政资源开始与学术资源产生化学变化，两者形成有效互动的良性局面，行政资源促使其学术资源进一步壮大，学术资源巩固其行政资源的既有优势。他们整日忙碌于各种行政管理事务，同时，门下弟子越来越多，他们与学生、与学问渐行渐远。奇怪的是，他们的论文、专著和课题越来越多，他们的名字频现于一些异域科研成果署名栏中，年均科研量骤然以数倍或数十倍计增长。总之，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两者实现了很好的整合和融合，是他们第四次跨越的特征。这次跨越是质的变化，是学术、行政资源实现双赢的巨跃。

　　上述行政和学术资源的互动，具有自增强（self-strengthening）机制，使其在学界顺风顺水，官场上也游刃有余。其实，他们的学术生命已经终结。可现实情况是，他们的学术成果越来越多，形成了学术时间越来越少、学术成果越来越多的反常现象。在此情形下，学术腐败现象愈演愈烈也顺理成章。

　　在国外，校长是社会活动家，资源筹措、行政管理、综合协调、品牌运营是其天职；对于教授而言，做实验、搞科研、写文章是其天职。校长和教授往往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交叉任职的比重甚小。

　　其实，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教育管理制度与国外类似，当时大学管理实行的是教授治校制，校长的主要职能是筹集资源、礼聘教授，而教师的研究方向、升级、晋升等基本由教授会决定，然后由校长等行政管理人员具体实施。这一时期的大学校长，仅仅是大学校长，其担任校长后，学术不再发展，但是并不妨碍其成为一个受尊重的校长。如北大的蔡元培、清华的梅贻琦，学术并不见得怎样，但他们的人格力量及其对学校发展的贡献，影响了一大批学者，这些应当成为当代大学校长的楷模。这种楷模的背后是优越而先进的制度支撑——行政、学术分离制。

　　可现在的中国，大凡好的、知名的教授，大都选择了从政，其结果是，行政助了其学术一臂之力，行政也毁了其学术生涯。这或许是为什么中国鲜有大学者、出不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真正原因。其罪魁祸首就是学术与行政共谋制度。

　　为了有效净化中国当前近乎肮脏的学术土壤，为了提升我国科技科研国际竞争力，为了具体落实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教育部等有关教育主管部门应该认真反思和整顿中国学术发展环境，以目前社会反响强烈的几桩学术腐败事件入手，对当事人和有关责任人进行严厉惩罚，规劝其引咎辞职、或勒令辞职，必要时引入司法程序，进行问责制，以弘扬教育正义之本质、育人之天职。

　　其次，改革现行行政、学术混杂的管理制度和体制，实行行政、学术考核分离制度。例如规定校长不带研究生，不上课等，以行政业绩进行考核，而教授，则不应从事行政管理业务，以教书育人、研究等加以考核。从而最大限度的规避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的相互勾结、共谋等现象的发生。这一点，可以将吉林大学行、教分离的做法进行推广。

　　沉舟侧伴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希望有关部门以学术腐败案契机，改革现有行政治校制，实施新的行、学分离制，还中国学术一片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