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周祖德“抄袭”事件，已被校方认定为学生的责任，周祖德只负管理责任。学生谢鸣也发表了声明，在自责的同时，也表示他的导师周祖德对“抄袭”过程并不知情，以示其无需对“抄袭”承担责任。

　　近段时间，学术抄袭、造假事件频频被曝光，但这些事件发展到最后，出来做出“最终定论”的，往往不外乎学校自身。有论者称，给予定论的，应是教育部，而非校方——诚哉斯言。这类事件中，当事者与校方存在名誉关联，利益上是一体的，那么校方做此定论，其合法性是需要质疑的。何况，如此“定论”往往是在媒体推动下被迫做出，其给予定论的权威性与公信力难以保证。

　　除了校方认定责任的合法性而外，还有联合署名及其担责问题。在本报记者的采访中，很多高校学生、老师表示，导师在学生论文上挂上自己名字，早已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不参与论文写作，仅仅是挂名，自然谈不上抄袭，这是纯粹的事实性问题。但是，既然有署名，就意味着要为论文负责，这是责任问题，是法律意义上的责任问题。

　　我们提出这两点疑问，意不在纠缠事件本身。当“约定俗成的规矩”很容易成为规避论文责任的遁词，当抄袭、造假事件往往依靠校方给予“最终定论”，那么同样的事件只能反复出现，并且往往会得到同样的处理结果。事实上，这两点疑问，几乎可以套用在前后所出现的各个抄袭、造假事件中，而它们共同反映的一个问题是：学界失去了自律系统，它的规则是不叫人信任的，它的自我纠查、自我约束的能力是不叫人信任的。

　　问题的根本当然也不在学界自身。我们知道，假如学界真正具备自我评判的标尺，真正具备独立的学术地位，那么一定会同时拥有独立的学术品格，学界的自我纠查、自我约束一定会自然生成——总之，学界会因此拥有一套自律系统，即便抄袭、造假不可避免，但出现了这类事件，会在学界的自我纠查中很快得到清理，无需舆论反复发问，以至于让舆论成为处理学术腐败行为的第一推动力了。

　　我们不得不提出被反复讨论了的问题，即学术需要去行政化。行政无法掌控学术的运行规律，因为学术自有其运行规律，它也只能在独立运行中方能保证学术标尺的权威，从而孕育出严格的学术自律系统。如要在此学术环境中谋求发展，要获得学界认同，必得严格践行学术标准，否则必将被淘汰，遑论出现抄袭、造假的现象。

　　任何行业都有自己的规则，这些规则无法被另一套规则所驾驭，不然只会让整套系统落入失灵的状态。近段时间所出现的一系列抄袭事件，正是学界失范的表征，而它们共同向我们显示着，学界的规则正处于何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