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似乎正在引领世界从衰退走向复苏。据统计，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可能为全球产出增幅贡献了高达两个百分点。随着全球其它地区经济收缩放缓，中国经济的反弹本身足以使全球GDP自去年夏季以来首次实现小幅增长。这本来是个好消息，可一向看好中国经济的斯蒂芬·罗奇却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表示担忧。这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认为，由于担心近期经济滑坡加剧，中国在制定宏观战略时选择了数量胜过品质的战略，其中最主要的是银行贷款融资的基础设施支出大幅增长。这样的增长代价高昂，可能为新一波银行不良贷款播下了种子。

    紧接着，该报投资编辑约翰·奥瑟兹又发表《西方看不懂中国式增长》一文，以著名记者雷沙德·卡普钦斯游览长城的经历为由头，说长城象征着中国社会的组织方式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隐含隔阂感，也可视作全球投资者当前忧虑的象征。文章说，如今，中国经济决策的影响已远远超出长城之外，上证综指已累计上涨一倍，同时房价也一直攀升，这让许多分析师困惑不已。怀疑者认为，刺激性资金正被浪费在当今的“长城工程”上；乐观者认为，中国正成功地释放出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或许他们都有道理。

    隔阂往往走向未知和无知，迈克尔·艾略特在提前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上的专栏文章，就以“走进未知国度”为题，强调中国将不会走任何旧超级大国的老路。21世纪的现代化，将是“竞争中的多种现代化”中的一个。过去，现代化还只是“一种广泛的西方现象”，但当中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起到更大作用以后，就变了。现代化有很多条路可以走，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只是其中之一。那些关于中国不会接受自由价值观的预言，都忽略了中国已经拥有的那些自由。不过，作者却将中国的崛起与100年前的德国相提并论，认为这意味着未知，意味着不确定性。

    类似的比较似乎成为时髦。对此，塞巴斯蒂安·布拉克在香港《亚洲时报》撰文给予了反驳。作者认为，在现代中国与一个世纪前德意志帝国之间所谓的相似性，其实是一种假定，这些观点往往缺乏对二者的系统比较。20世纪初和21世纪初的国际体系有两大不同：首先，国际法、国际组织、准则及价值所起的作用已得到广泛扩展，中国愿意遵守国际规则；其次是原子弹的力量，今天的主要大国没一个会冒着被毁灭的风险来追逐利益。当年的德意志领导人没有努力防止战争，反而选择战争以摆脱来自公众的沉重压力。而令人欣慰的是，中国领导人的决策冷静而理智。

    但这并不意味可以一团和气。俄罗斯《报纸报》就发表文章谈及切尔基佐夫市场问题及中俄关系。文章说，对于国际秩序，两国并无分歧。在地区层面，两国的利益也很接近。但在经济方面，情况就复杂多了：俄罗斯的感觉很不好，它认为中国伙伴正在有计划地将自己排挤出中亚市场，而中国却对这样的指责感到不解。毕竟市场竞争就是如此。文章提醒俄罗斯当局，要吸取澳大利亚的教训。

    英国《卫报》则趁机发表《俄罗斯害怕东方大国的拥抱》一文进行挑拨，说尽管中俄在不久前的军事演习中展示了团结，但两国不再平起平坐。俄罗斯或许视中国为战略上抗衡美国的重要力量。但中国人心知肚明，是他们而不是俄罗斯会成为世界最新超级大国。中国无意在战略上向莫斯科看齐，从而破坏北京与华盛顿更重要的伙伴关系。这篇文章言下之意是，俄罗斯人不要自我感觉太良好了，中国人没把你当回事。

    更耐人寻味的是韩国媒体，进入8月以来，韩国主流媒体纷纷在评论中提醒中国要关注日本动态。《朝鲜日报》8月1日发表社论说，日本首相麻生放言日本要发展核武，日本人说到就能做到，他们可以在一周之内制造出核武。8月3日，韩国统一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全星勋在《中央日报》发表的专栏文章中强调，麻生的“核武装论”不可小视。作者在呼吁中国出手阻止日本核武装的“绝对恶”转变为“必要恶”的同时，还要求韩国政府立场鲜明地反对日本的核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