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5日 浏阳市有关部门发布的这个文件，遵循了不少地方发生群体性事件后“打群众板子、推卸自身责任”的传统思路。虚构了政府对镉污染采取“果断措施”在前、群众“无理取闹”在后的情节，以显示政府处置的正确、得当……

　　7月30日，长沙浏阳市镇头镇数千群众上街表达对长沙湘和化工厂镉污染的抗议，并一度围堵镇政府、镇派出所。长沙目前已将湘和化工厂永久关闭，对缉拿归案的企业法人及相关人员进行刑事追究和经济追偿，对浏阳市环保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做出停职处理，同时对污染区人群进行全面身体检查，对受害者采取补偿保障措施。

　　从初步取得的效果看，长沙市的上述举措处置有力，部署得当，应当予以肯定和赞许。然而，这一切都掩盖不了此次镉污染事件的背景——长沙湘和化工厂2004年4月建成投产后不久，即因非法生产导致周边镉污染，镇头镇居民一直向当地政府和上级政府反映这一问题，有关部门始终没有采取得力的治污措施，始终未能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直到酿成了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重拳出击”才姗姗来迟。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浏阳市对镉污染事件的上述处理，都只是刚刚开了个头，有关善后和问责工作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据报道，浏阳市有关部门日前发布文件称，“镉污染事件发生后，政府在医疗救助、收购补偿、发放临时生活补助等方面，采取了果断的措施，但为什么还爆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呢？”文件列出了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心理压力不断积聚，达到了发泄的临界点”；“二是恐慌情绪和不信任心理在不断蔓延。极少数人故意夸大镉污染对人体、土壤、农作物的危害，形成了心理恐慌的蔓延，从而（使群众）怀疑和抵触专家咨询意见，并对政府工作缺少信任”。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文件对“7·30”群体性事件原因的分析是很不到位的。首先，文件对湘和化工厂长达5年之久的镉污染问题进行了模糊处理，并将政府在“7·30”群体性事件之后采取的“果断措施”，人为提前到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前，给人的感觉是，镉污染事件是最近发生的一起环境事件，政府随后进行了积极处理，但群众却置政府的努力于不顾，进而酿成了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这样一来，群众就显得很是不顾大局、不识大体了，甚至是在“无理取闹”了，“7·30”镉污染群体性事件的主要责任，也就轻而易举推到群众身上去了。

　　文件认为群众“心理压力不断积聚……这种长期的压抑心理，总会寻找发泄点”，这个分析倒是比较在理，且在不经意间透露了群众长期（5年多）心理压抑的实情。但是，在分析群众“恐慌情绪和不信任心理在不断蔓延”时，文件又把责任推诿到“故意夸大镉污染对人体、土壤、农作物的危害”的“极少数人”身上，进而推诿到怀疑专家、不信任政府却轻信“极少数人”的群众身上。且不论是否真有所谓“极少数人”在故意捣乱，即便这些个“极少数人”的确存在，当地政府也需要认真反思，为什么政府有关部门没有及时向群众澄清事实真相，或者说，当有关部门向群众澄清事实真相时，为什么群众总是“缺少信任”，而“极少数人”稍加渲染、夸大，群众就信以为真并被“利用”了呢？当地政府的公信力为何竟然如此之脆弱？

　　浏阳市有关部门发布的这个文件，遵循了不少地方发生群体性事件后“打群众板子、推卸自身责任”的传统思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文件不但刻意淡化了湘和化工厂镉污染持续5年之久、群众反映污染问题持续5年之久的事实，还虚构了政府对镉污染采取“果断措施”在前、群众“无理取闹”在后的情节，以显示政府处置的正确、得当。这个文件虽然巧为文饰，用心良苦，却漏洞百出，贻笑大方，这恐怕是浏阳市有关方面始料未及的。

　　浏阳市对“7·30”镉污染群体性事件的反思很不到位，他们对这起群体性事件的问责也是很不到位的。被停职的浏阳市环保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自然对镉污染负有直接责任，但从常理分析，湘和化工厂作为当地招商引进的民营企业，5年来一直被群众举报却屹立不倒，其受到的特殊保护，显然不是环保部门一家所能提供的，很可能还有权力更大、级别更高的权势者在为其撑腰。当务之急，应当按照《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有关官员在湘和化工厂镉污染及“7·30”群体性事件中的行为，严格追究他们的党纪政纪责任和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