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宪（老六）

　　一

　　2005年9月5日晚，老六从石家庄坐一辆大巴回北京，路上遭遇大雾，车行异常缓慢，他本以为七八点能到京，结果拖延至11点多。坐在慢慢悠悠摸索前行的大巴车里，36岁的老六开始把持不住地思考人生、怀疑人生。

　　“在这种大雾弥漫的情况下，让人有很多非常狂野的想法，我的很多大灵感都是在路上想起来的。”他说。

　　在车里老六简练地回顾了一下自己的职业生涯。从人大新闻学院毕业后，在省级日报呆过多年，然后在出版社当编辑、副总编，策划过畅销一时的《大话西游宝典》，自己也出过一本集结了各种记忆碎片的 《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

　　那时他刚刚离开某出版社，便有一家有望上市的公司向他伸来橄榄枝，一份很有“钱”途的工作和成为百万富翁的可能，让他无法不为所动。然而身处第三个本命年的老六，正猛烈地怀疑人生，视上班为畏途。“貌似你得到了很多机会，但是本质上你还是被别人挑选。我能干的想干的是什么？我真正能干什么？”

　　仿佛是为了拨给他足够的思考时间似的，“索性那个大巴走得非常慢”——后来他的好朋友、戏剧导演牟森称那辆大巴为“众神之车”。到达北京时一本mook（杂志型图书）已经呼之欲出了，“一年做六本，怎么做怎么卖，蓝图非常非常清晰了”。

　　之后的两三天里，老六彻夜难眠，从细节和可实现性上，架构这本书的蓝图，并给自己列了六条成功理由，其中包括“只供网上销售”、“应该有那种一个人的、作坊式的杂志或图书”。

　　9月8日夜，喝多后的老六仍毫不含糊地约东东枪采写尚未大红的郭德纲，这是《读库》的第一篇约稿。

　　那两个月里，老六基本上每日必博，这些内容被他称作“产房日记”：写如何请蔡志忠画藏书票，约李大同等人商议刊物思路；选题上要“着眼于文革后，中国的现在进行时”，“最是主义不自由，要去学术化”；文字上“要避免说理和抒情，多用故事和细节，追求趣味和冷感”；外观设计及文字都“奉行极简主义”。

　　10月24日，“太太怀着依依惜别的深情，把存折给了我”，老六取了一万元交付印厂。四天后，五百本《读库》送到，“咯噔咯噔搬进家”，“满足得直哼哼”，他用又贱又快活的语气写道。

　　《读库》就这样降生了。老六做了一件“又贱又疯”的事。

　　二

　　老六，人称“京城文化名人”，曾为西祠胡同“饭局通知”版主，至今热衷于聚众吃喝。在酒局上跟人干杯时，老六会一脸严肃地说，“许个愿吧”。酒局的上半场，他的口头禅是“都是浮云”，下半场变为“都是垃圾”。

　　这位年近四十的中年男人一如既往地热爱文学、电影、民谣和京戏，而且那股子热爱的劲儿也只能用 “又贱又疯”形容。高中时曾写成一部上百万字的宏伟的长篇青春小说，几易其稿，“现在看一文不值”。喜欢武侠小说、科幻小说、周星驰电影，曾约人去采访周星驰电影中那位浓妆艳抹、五大三粗、爱挖鼻孔的如花姑娘。每年都要重温的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对于自己热爱的对象，老六可以勇敢地、贱兮兮地像追星族那样紧追过去。1999年，他专门飞往上海看罗大佑的演唱会，演唱会结束后他毫不矜持地去找偶像罗大佑，并送上他编的一本有关罗大佑的书《之乎者也》，不久后罗大佑给他打电话，将自己的书交给老六出版。

　　近年来老六成了狂热的“火迷”，即张火丁迷。他曾组团前往天津观看张火丁《春闺梦》的演出，回来后激动难耐地写了一篇八千字的《迷火记》，“对张火丁的戏，我向来是抓住一切机会、克服一切困难，去看现场”。2008年他做了一件疯狂而奢侈的事：租下一个剧场，将国家京剧院的舞美、灯光、服装、道具悉数请到场，五天里，由五部相机从不同角度拍下张火丁主演的九出程派京戏，然后做成一本画册。

　　老六还曾读《费马大定理》一书读得如痴如醉，并大发感慨，要是早读20年，肯定会学理科，考数学系。2005年8月，费马大定理的终结者、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来华访问，老六屁颠屁颠前往采访。这次采访对他的触动是，“那应该是一种我们需要秉持的人生态度：又贱，又疯，又简单”。

　　“所谓贱，所谓疯，就是尽量放下身段和顾虑，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喜爱的事情中，享受那种疯魔。”老六在采访后记中写道。

　　多年来，老六以一副翘着兰花指说“讨厌”的贱得嘀嘀叫的中年男交际花形象，闻名于京城文化圈。大概只有老六，能如此一往情深地把“贱”升华为一种人格与人生态度，并大力“贱”行之。要是让他详尽阐述一番“贱”的内涵，估计他会一气写上六条。

　　对“六”的敏感和热爱，可以视为老六的恋物癖的小小发作。他的恋物癖体现在《读库》的装帧设计上，是小而精致的藏书票、连环画、各种插画，以及对纸张、字体的讲究。

　　在老六这儿，简直是随处可“贱”，不“贱”不欢。“恋物癖也很贱，见到自己朝思暮想的东西，也恨不得扑腾一下就跪那儿了”，但恋物跟拜物不一样，恋物癖的贱格，“是出于自己内心的强烈需要，而不是将别人的艳羡当作自己行为的兴奋剂”。向作者约稿，就是要 “充分挑逗出对方的贱劲儿”，写出一篇篇不计成本的文章。

　　采访中途，老六俯身从他的手提袋里掏出四本《读库》与两本读库NB（“笔记本”一词的英文缩写），正好是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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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立宪：靠精神胜利法走出对生存的怀疑

　　经济观察报：老六，你是什么时候自我塑造成了一个贱兮兮的形象？

　　张立宪：真的不知道，浑然天成。“贱”这个词貌似是个贬义词，闪亮人格、德艺双馨，都是这样的。其实中国有很多词语，用来骂你也行，跟你表示亲近也行，比如傻×，比如贱。

　　经济观察报：讲讲你的经历，你上学时作文好吗？

　　张立宪：我们那一代人基本都是有文学梦，从小就要写一个长篇小说，当一个作家，考中文系。现在回过头来再看，你从小受的写作训练，包括你自己养成的习惯性的文字表达能力，其实往往是起负作用的，甚至可能像黑社会一样，你长大以后还要拿出相当大的精力把你在黑社会的经历洗白。

　　经济观察报：上大学时你都干些什么？

　　张立宪：上大学之后首先给自己制定一个读书计划，第一年把《鲁迅全集》读完，把《资治通鉴》读完。不是我一个人有这种想法，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有。那会儿网络游戏、DVD、手机短信全都没有，学生就是恋爱、打架、写信、看书，连电影都很少，录像厅是直到我们快毕业的时候才有的。那个年代读书几乎是唯一能说得出口的一种消遣。

　　经济观察报：你老爱说怀疑人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人生的？

　　张立宪：这个其实是口头禅，别人问，你在干什么？我在怀疑人生。这是一个万能的回答。其实是没有实际意义的。1991年我分配到 《河北日报》，住集体宿舍，有大把的空闲时间，然后就打麻将，不停地相亲。然后就开始和朋友一起探讨人生。有个朋友经常借一个医院的救护车，大家开着救护车去图书批发市场买书。思考人生、探讨人生、怀疑人生，这是三个状态。俩人的时候探讨人生，一个人的时候就思考人生，思考到最后就是怀疑人生了。

　　经济观察报：后来在办《读库》前夕你又怀疑人生了。

　　张立宪：一个人在36岁前后会有一个很大的内心动摇。你忽然发现你的生活，用形象的话说就是经不起问第二遍。比如说你喜欢这个工作，再问一遍，你喜欢这个工作？你就发现你不敢回答了。包括你的恋爱、婚姻、家庭、事业、工作，你的生活方式，你对生活的观念，都是这样。我当时有很大的困惑，那时真正地怀疑人生了，觉得自己拥有的一切都经不起推敲，什么都懒得做了。这个状态确实是很可怕。别人没有看出来，看着我好像还是要吆五喝六、花天酒地的。

　　经济观察报：那你是怎么走出来的？

　　张立宪：最后是靠精神胜利法。这种对生存的怀疑，是人类几千年那么多伟大的头脑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从柏拉图到孔子到曹雪芹都解决不了，我也解决不了。但你至少知道自己的痛苦不是你独有的，这是所有人都会面临的困境。

　　那时候有一个女孩跟我聊天说要离婚。我就问她为什么离婚？她就说我现在生活中让我最不快乐的就是我的婚姻，所以我就决定离婚。我当时就想，我也应该排一排我生活中的不快乐。结果发现排名第一的是我的工作，所以我要辞职。

　　经济观察报：这办法管用吗？有很多人纠结在这个问题里出不来。

　　张立宪：你解决不了人生最根本的问题，你的人生依然经不起推敲，但是你给自己留一点容易完成的作业，我今年至少把我的不快乐第一位给干掉了，我解脱自己的办法就是给自己设定阶段性的成果，这样当你沉浸在这里头的时候你就会忘记旁边的大悲剧，它在旁边等着你。再加上我可能有一种恋物癖、偏执狂的性格，我迷恋一个东西时，某种程度上就摆脱了这种精神危机。

　　2005年我36岁，我的人生大问题解决了，貌似解决了，至少我不会那么拧巴了。原来我总觉得自己的状态是焦急、忧郁、忙碌，给别人的感觉是恐怖、烦恼、阴森。至少到我36岁生日来临的时候，我已经把自己从这种状态给捞出来了。有很多人没有把自己给捞出来，我还算幸运。这个时候你做什么工作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经济观察报：冒出做《读库》的想法后，最初几天你很狂热？

　　张立宪：那几天其实不是狂热，是你在求证它的可行性。这个灵感产生了，怎么把这个灵感变成现实，你看第一本试刊，其实已经很清晰了。我觉得我非常幸福的是，当我产生这个想法的时候，这个想法不是空中楼阁。我并不是说我要做一个大事业，我要做非常牛的书，但是那个书什么样我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有想法没办法，现在很多人就是这样。我当时就是索性有想法有办法，这个想法就是能够变成现实。

　　经济观察报：其实你并不浪漫，而是很有现实的把握。

　　张立宪：有很多人采访我的时候就说你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人，我说不是理想主义，是现实主义，我是做一个很有把握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的误区是老在意义上较劲，我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人，我要过有意义的生活。基本上这种思考太多，但着力太少。我觉得这些问题根本不用考虑，应该考虑的是细节的技术性，怎么来保证它，实现它。对我个人来说，是走了这么多弯路才知道技术性细节的可贵。

　　经济观察报：你主动约人去采写某个人物时，会向作者提出什么要求吗？

　　张立宪：基本上我找的作者都是很成熟的作者，他们知道怎么去写。主要的一点是作者从情感上认可这个人物，希望他很享受这个过程。其次对我们来说，希望他用写一本书的力气来写这篇文章。我们和其他杂志不一样，我们希望作者用半年时间去采写一篇。

　　经济观察报：在文字风格方面有什么要求吗？你希望呈现出什么样的审美观？

　　张立宪：我们不需要观点，不是去评论一个人一本书和一部电影，而是找它们的故事。就把故事讲出来，让读者去品评。实际上我们更强调事实，其他杂志更强调情绪和观点，这是不一样的。这跟我个人的审美情绪发生了变化有关，我个人已经到了洗尽铅华的年代了，不可能再接受很花哨、华美的东西。我提倡尽量不要用形容词。

　　我的审美已经到了这个状态，我不愿意用聪明来表现聪明，我不愿意用热情来表现热情。而是用笨拙表现聪明，甚至用一种冷静来表现你对他的热爱。可能越是平静的叙述中蕴含的张力、爆发力越大。

　　经济观察报：《读库》给人的感觉是很安静朴素，没有序没有跋，也没有作者介绍，一点都不嚣张。

　　张立宪：我觉得做出版这个行业，内心还是有一点小小的骄傲感的。老子就这么好，你爱来不来。就是有一股这种骄傲的。《读库》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吸引不爱说话不爱表态的人，他是通过你的所作所为作出自己的判断。

　　经济观察报：你是不是对自己能做的和不能做的事一直非常清楚？

　　张立宪：也不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但是我还没有固步自封到一定程度。一开始我也会对商业多少有一点抗拒，但是到现在我已经非常自觉地提供商业化的服务，因为你发现这是必须的，我已经非常乐意把我们的事情做成商业的事情。如果一个40岁的人就已经一成不变了，老是拿自己已有的观念和价值观去判断别人，这个人就太老了。现在很多小孩对一本书的判断是我没有读过，没有听说过，然后就不去读。他刚刚20岁就已经只愿意接受他熟悉的东西，就不敢从事新的冒险，新的尝试，这太可怕了。

　　经济观察报：你讨厌什么样的人？

　　张立宪：用文艺一点的话说就是，我最讨厌讨厌别人的人。我看到好多人我都害怕，他们习惯党同伐异，真的觉得别人是垃圾，恨不得把自己不喜欢的人扔进焚尸炉。当一个人心中的软弱通过一种很自卑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时候，这个人就显得格外地狰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