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能在民主与法治的框架内真正让社会走出“被表述的命运”，我们面对的，就只能一边是底层命运与尊严在冰冷粗糙的生存模式下被践踏，一边是权力品质与伦理不断下滑，产生出更多的社会问题来。

　　前几天，在湖南株洲市中心广场，一名叫彭娇娥的中年妇女携带两小孩和年逾七旬的老母，颈挂“卖儿救夫”招牌，向社会求援，引起舆论关注。原来，去年10月8日凌晨，她的丈夫周拾民在湖南株洲县张贴小广告时被城管队员抓走，三日后，在医院找到周拾民时，周已经是脑部重伤，深度昏迷，生命垂危。治疗至今仍无意识，已成为了植物人。(7月26日人民网)“卖儿救夫”的新闻，在传统戏剧里能够 找到太多类似的悲怆情境，又暗合近年来流行的底层文学叙事风格。这种情境叙事配上更为直观的图片，更具有情感冲击力，唤起无数网民的恻隐之情，也激发了对相关公权力的诟病。我觉得，过度放大“卖儿救夫”的悲情，很可能掩蔽事件的真相，是无益的事。在现代社会，我也不觉得“卖儿救夫”就一定拥有 天然的道德优势。离开事实真相盲目地对一种社会场景进行参释，宣泄的很可能是非理性情感，不利于公民理性的培育。问题是，现在只要出现类似“卖儿救夫”的事件，公众的悲情与愤怒就会迅速放大。难道真要怪罪于公众的“群体不理性”吗？显然不能。在我看来，一切肇因还在于他们缺乏一个权威、公正与公信的表达场域，造成底层命运处于“被表述”的境地。换言之，就是权力成为对现实表达的唯一主宰，人们越来越丧失对真实与理性的探求热情，卷入了一种非理性的情绪洪流。不妨以“卖儿救夫”事件为例。日前，湖南株洲县建设局发表了关于“湖南株洲街头

　　一农妇‘卖儿救夫’”的情况说明。不过，这个“情况说明”更像是对权力的“赞美表扬”：当地政府如何高度重视相关事件解决，怎样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对周拾民进行救治。同时，还斥责周家“索要巨额赔偿，冲击政府大楼，在互联网和其他媒体上发布虚假消息”等行为。

　　只不过，这个官方说法遭遇网友一致反对，无数网友以“文不对题”来跟帖。原因就是官方没有对事件真相进行还原，相关说法经不起起码的逻辑推敲，给人的感觉是在逃避责任。比如，按照官方说法，周拾民受伤是自己跳车造成的。一个正常人肯定知道跳车的危险，何况贴小广告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值得冒生命危险去跳车吗？仅仅由官方“自说自话”就真的能说明周家发布的都是“虚假消息”吗？

　　远离真实，经不起常识与逻辑推敲的官方说法，自然没有公信力。不仅仅在个体命运层面，很多时候，有关社会底层的教育、就业、医疗等情况，也都处于这种“被表述的命运”。这种建立在剥夺别人话语权基础上的权力“自说自话”，结果只能造成政府公信力的不断透支，从而蕴蓄着严重的社会危机。

　　谁都希望活在真实中，而不愿意接受那种“被表述的命运”。那些活在“失语状态”的人们，也并不是因为不具备表达能力。比如，在数亿的农民工群体中，只有屈指可数的人大代表，又怎么可能在“感同身受”之中来表达权利诉求呢？更何况，那些农民工代表往往很快就实现身份转变，转入新的话语体系，不再真正承担起相关利益代言的职责与使命。

　　如果不能在民主与法治的框架内真正让社会走出“被表述的命运”，我们面对的，就只能一边是底层命运与尊严在冰冷粗糙的生存模式下被践踏，一边是权力品质与伦理不断下滑，产生出更多的社会问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