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是《美日安保条约》五十周年纪念。现在当日本面对一段时期的国内政治不稳和外部周边环境变换，会不会改变不寻求核威慑力的长期决策？美日同盟是否已走到了尽头？新加坡《联合早报》20日刊出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的文章对此作了分析。

　　文章摘编如下：

　　明年是《美日安保条约》五十周年纪念，半个世纪以来条约一直是东亚稳定的核心原因。但现在，当日本面对了一段时期的国内政治不稳定，朝鲜的核试验和导弹发射又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忧虑时，日本会不会改变不寻求核威慑力的长期决策？美日同盟是否已走到了尽头？

　　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美国人视日本为经济威胁。美日两国都有人认为安保条约是应该摒弃的冷战遗物。

　　克林顿政府1995年的《东亚战略报告》扭转了这种趋势。1996年的克林顿-桥本龙太郎声明指，美日安全同盟是稳定的基石，让后冷战时期的东亚得以欣欣向荣。这种姿态一直继续在美国被两大政党接受，民意调查显示这种观点也依旧被日本人广泛接受。多数密切观察美日关系的分析家同意，今天的美日同盟比15年处于更好的状况。

　　尽管如此，在一个新的外部环境中，同盟面对三大挑战。其一是朝鲜。日本官方赞同实现无核世界的目标，但却依赖美国的延伸核威慑，并希望避免其自认为的来自朝鲜的“核胁迫”。

　　但认为延伸威慑决定于核武器数量是一种误解。其实，它取决于能力与信用的结合。美国在冷战期间能够保护柏林，是因为北约联盟和美军的进驻使我们的承诺看来真实可信。如果苏联发动攻势，美国士兵的生命将面对危险。

　　实际上，美国为日本提供的延伸威慑的最佳保障，依然是驻日本的近5万名美军(这支部队的存在也有赖于东道国日本的慷慨支持)。发展地区弹道导弹防御等联合项目也提高了同盟的可信度。

　　表明美国高度重视美日同盟的行动，以及不像日本人担心的那样在对亚洲关系中“忽略日本”的保证也同样重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上任后首访亚洲，而访问亚洲时又将日本定为首站如此重要。这也是为什么谈论美国同中国的G2峰会而不是多边合作，是错误的。

　　中国经济快速崛起是日本面对的第二个挑战。20世纪90年代重新谈判美日安全同盟时，日本领导人有时私下问笔者，美国是否会因为中国而舍弃日本？

　　笔者当时回答说发生这种转变的可能性极小(现在笔者的回答还是一样)。

　　与此同时，中国的和平与和谐(用中国领导人的话来说)崛起符合美、日、中三方的利益。把中国当成敌人只会招来敌意。这也解释了融合策略再加上对不确定性的防范，为什么适用于美日两国。实际上，美国、日本和中国有充分的理由在三边及其他区域合作中互相配合。

　　第三，美日同盟将不得不面对传染病、恐怖主义等威胁双方根本利益的新一系列跨国挑战。

　　幸运的是，这个领域是日本的强项。尽管有些日本人由于日本接受了使用武力的限制而抱怨同盟的不平等性质，但在这些新领域中，日本是更强有力的伙伴。日本的海外发展援助遍及从非洲到阿富汗的各个角落，对全球保健计划的支持、对联合国的支持、派海军参与打击海盗行动、以及在能源效率方面的研发工作，使其处在应对新跨国挑战的前端。

　　在今天的大背景下，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为全球利益相互合作从而使美、日和世界其他国家从中受惠的潜力巨大。这正是笔者对美日同盟的未来保持乐观态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