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3日 他在生前身后所获得的公众关注，已经使得他所尽心耕耘的专业领域，反而成为了陪衬。他在晚年所获得的待遇，相较起贾植芳晚年的孤寂挣扎，实在不可以道里计，为何同是垂老之知识分子，会有如此之不同待遇，背后蕴藏的深意，耐人寻味……

　　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于7月11日早上驾鹤西去，令人唏嘘。作为一位受益于民国学术传统的学者，他可谓是当年留洋运动中的秀异分子，因缘际会，选择了印度语言学作为专业研究方向，后又因历史境遇，改投佛教史与蔗糖史领域，所得成就，自不待言。

　　对于这样一位终身以学术为业的学人的逝去，我们自然感到惋惜，毕竟一旦对照今日学者治学态度的颓势，季羡林先生作为学者所具备的诚实与勤奋，足可以作为专业学术领域的典范，其言其行，足以为后人效仿追随。

　　不过季羡林先生作为经历了民国与建国后数次政治运动的一位知识分子，对于我们审视这百年来的知识分子命运而言，或许又有些许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他在文革期间被打倒，但在晚年又突然获得来自于体制的赞美与推崇，甚至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点名照顾，这些都已经超越了其专业研究领域所应获得的待遇。对于局外人而言，难免有点狐疑，一介书生，突然得到来自于政治的优待，或许难以仅仅用知识分子政策的转变来作解释。

　　季羡林先生最为人称道的公共性著作，自然非《牛棚杂忆》莫属。这本描述文革时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晚年反思录，使他如巴金晚年写《随想录》一样，踏入了晚年反思文革体制的知识分子行列。但是比较而言，季羡林的反思力度是有限的，他对文革中的发生根源，并没有深入探讨，而对于他个人惨痛经验 ，也将其大部分归结为政治运动中的人性丑陋。

　　他在《牛棚杂忆》里将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特质仍然理解为替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士大夫”传统，认为知识分子要与当政者同心合力，维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因而他最终将自己的反思归纳为爱国主义。

　　这样的结论获得了各方欢迎，毕竟“爱国主义”是文革结束后直到今日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最大政治共识。正因为如此，季羡林先生得到来自于体制内的认同，尽管他有反思，但是他只触及了体制的皮毛，尽管他反对残暴，但是却无意中将残酷的根源轻轻带过。他文字间的“宅心仁厚”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让他的反思，最终成为了“反思浪潮”中的隔靴搔痒。

　　这里并非是苛责季羡林先生，毕竟作为一位学术老人，他的专业成就后人难以超越，作为一位慈祥仁厚、尽力提携后进的前辈，他理应得到来自于受其恩泽的门人弟子的回忆与追思。他生前常引用陶渊明的诗句作为其对死亡的理解，“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他是否达到这种超然的境界，外人或许难以知晓，但是他晚年所扮演的知识分子角色，或许已经让他的逝世，最终变成了一次“难尽”的人生谢幕。

　　之所以“难尽”，是因为他已被塑造成“北大的精神”，“国学的大师”，如此“盛名之下”，会让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作为知识分子的标本，继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样板作用。尽管他自己一再推托、一再拒绝这些强加的名号，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他在黑暗岁月里遭受的苦难与今日所得之优待，仍有时空变换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季老去世后，他的弟子葛维钧在接受访问时曾说，季老的最大成就在其学术著作，诚哉斯言！不过他在生前身后所获得的公众关注，已经使得他所尽心耕耘的专业领域，反而成为了陪衬。他在晚年所获得的待遇，相较起贾植芳晚年的孤寂挣扎，实在不可以道里计，为何同是垂老之知识分子，会有如此之不同待遇，背后蕴藏的深意，耐人寻味。

　　回想当年，季羡林当年意气风发，离开乡村小镇，远赴哥廷根，苦学10年，学成归国，当时的他，只不过是中西交汇时，中国学人以西为师的浪潮中的一份子。白驹过隙，在经历数次政治运动之后，却成为全民尊重的“泰山北斗”，忝列国学大师之列，他本人对此，早已是战战兢兢，不敢苟同。他作为文科学人的代表，在今日的情境下，恰巧可以成为体制所认同与推崇的知识分子形象，由此也让季老无意之间开启了一场“公共知识分子之大梦”，殊不知，这场“大梦”，对于季老而言，恐怕再无机会得以“先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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