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先生很容易成为批判的靶子。近日，他的一句“社会要成功转型，只有靠精英”，又遭到了讨伐，署名为“青年学者”的羽戈先生质问：中国的社会转型能靠精英来掌舵吗？（见7月9日《东方早报》）

　　尽管羽戈也承认，“茅先生并未漠视、鄙弃普罗大众的基本权益。

他认为，一个稳定的社会，一定是精英和大众的结合，社会由精英来治理，但治理者必须考虑到大众的利益。反之，如果精英只顾自己的钱包，或者抛开了精英由大众直接治理，这个社会便难以稳若磐石”，但这也没能止住羽戈向其倾泻炮火。原来，羽戈认为，不能用“精英-大众”论来分析当前中国的转型，“无法想象，靠一群精英就能推动中国号航船在历史三峡中的前行。不必言必称西方，中国的转型史从晚清就已经起步，戊戌变法不正是精英领导的改革运动，中华民国不正是由权力精英所建构，其结果如何？”

　　我非知识精英，也非财富精英，更非权力精英，我也不喜欢对丰富多样的人群作“精英-大众”的僵硬划分，但情感归情感，事实归事实，一个社会，就是由普罗大众和“相对”精英的人群所构成。我不是精英，但回顾历史，不得不说，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如果精英能够发挥主导作用，则社会转型相对顺利。你难道说，参加美国制宪会议、为后来美国独立和发展定调的代表，不都是当时北美大陆的精英？英美等国在宪政民主之初，对被选举权施加过财产、受教育程度等限制，曾被人视为“虚伪民主”的例证，今天看来，也有“精英治国”的气味，但存在即合理，英美两国的稳健发展就是对“精英治国”最好的辩护，而普罗大众的权利并没有因此消失，相反却是越往后，保障越见有力。

　　社会总是在转型中进步，不应该忌讳给精英赋予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主导权。“中国的社会转型能靠精英来掌舵吗？”发出这样的质问自然容易，但不靠精英掌舵，又该靠谁掌舵？精英、大众一起掌舵？须知，吾乡有一句俗话，“梢公多了，是要翻船的”。而所谓“掌舵”，指的只是主导权，并没有排斥同舟共渡者的参与权，他们发现暗礁，完全可以提醒掌舵的人注意，如果掌舵者置之不理，换一个就是了。而所换的人，肯定还得是熟悉水况、精熟驾技者，还得是一船人中的“精英”。

　　精英在社会转型中应该具有主导权，现在的疑惑是，哪些人才够格成为这样的精英？茅先生没有清晰界定可能是疏忽，更可能是中国人对精英的认识向来约定俗成，这就是，只有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才被称为精英。如果用这样的精英观回顾羽戈所指出的“中国的转型史”，就会发现，中国的转型之所以一直未见大效，根源并不在精英身上，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掌握过真正的主导权。戊戌变法的确是康有为等知识精英领导的改革运动，但当时知识界的主流还在迷恋圣贤经义，多数知识精英并未发动，更何况，决定这场运动失败的还是慈禧太后握有的绝对权力，与知识精英没有关系；既然中华民国是“由权力精英建构”，其转型不成功，当然更无法归咎于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了。余英时曾经揭示知识精英在民国政府中被逐渐边缘化的过程，都已经边缘化了，还要指责其为未能主导社会成功转型而负责，有这个道理吗？

　　不必忌讳社会转型中精英的主导权，我们最迫切的问题倒是，怎样才能让我们的知识精英、财富精英享有真正的主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