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的一个邻居，是城市街角报刊亭里的卖报人。从乡村到都市，他们打拼了很多年，现在已经不需要在工地做苦工了。他们的孩子，现在城区一所学校读书，暑假一过就读初中了。从外表的打扮和内在气质上，的确已和城里孩子没有太大差别。

　　他的人生轨迹将在都市延续，但可能相当长时间内，他身上“农民工后代”的标签仍将保留。和他的伙伴——那些城里孩子相比，他的未来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他要跨过一连串的政策、体制与观念的壁垒，然后才能与那些户籍在城市的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关于农民工及其后代面临的教育、医疗、住房及其他社会保障问题，各界的言说已经够多了。城市的公共资源，明显歧视性地将这些农村户籍者排挤在外。

　　第一代农民工，大抵没有太多权利意识，对歧视相对更能容忍。在城市边缘的制度性隙缝中生存的农民工二代则不然，因应着权利崛起的时代脉动，将有比他的父辈更多对不公的反抗。可以预期，那些已经出世的“农民工三代”，将来更会是不甘驯服的力量。即便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打破既有的不公正二元体制，也已是势在必行。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曾批评美国被压迫的无产阶级不能组织起来反抗资产阶级的原因是：他们受到虚假意识的蒙蔽—美国机会平等的背后是实质性的阶级不平等。不能说这样的观察毫无洞见。从另一角度看，机会平等，的确可以减轻人们的反抗意识，因为有了这个前提，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才更有可能。

　　“农民工”是由“农民”和“工”两个词汇组成的，本身并无褒贬，为何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变为一个具有歧视性的名词？既有观念上的原因，也有体制上的原因。而观念上的歧视，又在相当大程度上源于制度造成的事实性不平等。所以，请先打破制度性的歧视吧，让农民工的后代能与城里的孩子在一个平等的起跑线上，生活并快乐着。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