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明确的是，在《国家赔偿法》的大修中，既需要重申、明确和细化“保护公民权利”的原始初衷，还需要警惕以立法的名义背离“赔偿”的目的。

    按刑事诉讼法规定程序拘捕的人，事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是否应给予国家赔偿？22日再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对此规定，判决宣告无罪的被拘留逮捕者可获国家赔偿。（昨日《华商报》）

　　1995年实施的《国家赔偿法》，当初曾被专家和学者誉为 “对宪法承诺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兑现法”，但运行难如人意，与此前人们寄予的热望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有法学家甚至称为画饼充饥的“样子货”，盖因其暴露出的不少缺陷，诸如赔偿范围窄、赔偿标准低、程序不合理和赔偿费支付存在漏洞等。因而，大修就越来越成为一种呼声。

　　当然，一方面需要认清 《国家赔偿法》的弊端，另一方面还需要认真看待、实事求是地分析这部法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适时修订。其实，《国家赔偿法》的初衷就是要兑现 “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的宪法原则，并借以约束国家机关依法办事，惩治腐败。但立法中却偏重于对财政承担能力、政府形象的忧虑，从而事实上弱化了“公民权利的保护”，因此该法长期以来不间断地受到舆论诟病。

　　立法初衷的变异，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予以矫正，现在，《国家赔偿法》就运行在立法修订的轨道中。无可回避，决定这部法律最终真正呼应和回归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的，其实是一个个令人瞠目结舌的赔偿个案，比如几年前发生在陕西泾阳县的“处女嫖娼案”中，不足百元的赔偿让公众彻底陷入“不赔偿”的绝望中。

　　从《国家赔偿法》大修的迫切性和必然性来看，此次的修订并不意外。有人认为草案中应写入 “对按刑事诉讼法规定程序拘捕的人，事后决定撤销案件或不起诉的，也应给予国家赔偿。”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本来，撤销或者不起诉，本身就包含着节约司法资源和社会宽容的姿态，也大都是轻微犯罪案件，若是还可以借此获得赔偿，岂不是 “犯罪可获益”？这难免要颠覆公众的认知和常理。

　　而对于舆论热议的无罪可获得国家赔偿的提议，或许，邓玉娇案倒是能给人些启发，这个“有罪”的女性是不能得到国家赔偿的，因为她是个免除了刑事惩罚的“罪人”；有人也表达担忧：若是宣告无罪能够获得国家赔偿，那么，是否会出现本该无罪也可能被司法机关想方设法宣判为“有罪”。进一步说，把“无罪”作为国家赔偿的一个先决条件无疑扩大了国家赔偿范围，却还是照样可能出现国家不赔偿的情况——— 要么判定有罪却免除惩罚，要么无罪也宣判有罪并惩处。由此，相对于修正立法中的变异，矫正执法中的扭曲和偏离同样重要。

　　此次的修订，是对呼声的回应，但其效果，还需要静待以观之。需要明确的是，在《国家赔偿法》的大修中，既需要重申、明确和细化“保护公民权利”的原始初衷，还需要警惕以立法的名义背离“赔偿”的目的。保护公民权利是国家赔偿法的核心问题，它决定着一部国家赔偿法的精神实质，赔偿的前提是公民因国家机关不适当、不恰当的行为受到了伤害。从这个意义上说，无罪可获国家赔偿的进步是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