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的民主困境不是反现代的问题，而是伊斯兰教的现代化进程尚未开始，这需要启动深刻的宗教改革

　　6月13日，伊朗选举委员会宣布：现任总统内贾德在12日举行的总统大选中获胜。尽管内贾德在任4年政绩不佳，不过在掌握最高权力并善于政治平衡术的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暗中支持下，他终于再次登顶。

　　但这一胜利却遭到抨击，他被控借助手中掌握的庞大行政资源，操弄选举过程。最强劲的竞争对手、改革派首领穆萨维就表示：内贾德借助革命卫队威胁改革派选民，有几百万选民无法到达投票站，甚至对手机短信进行屏蔽，导致改革派在各个投票站的监票人员无法互相联络。因此，选举结果宣布当晚，数千民众在首都集会，抗议内贾德操弄选举，爆发自1999年学生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骚乱，并遭到残酷镇压。

　　内贾德的连任和民众的骚乱，是伊朗民主陷入困境的典型。1965年后，伊朗亲西方的巴列维王朝推行白色革命，进行短暂的带有明显阶级局限性的民主试验。1979年，流亡国外的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国内什叶派推翻了巴列维王朝，通过了新制定的伊斯兰宪法。新宪法将“宗教法学家治国”确立为立国根基，三权分立制衡原则，则成了栖息于神权政治框架中、受到最高精神领袖遥控的一种技术性操作，从而确立了以最高精神领袖为最高政治权威的神权至上的权力体系。

　　在这种体制下，最高领袖不仅是精神领袖，也是政治权威，议会、司法、宪法监督委员会等核心政治机构都直接对最高领袖负责。作为民选产生的总统，所有选举程序都受最高领袖领导的宪监会负责监督，当选者必须在宪监会确认后才能宣誓就职。民主，成了受神权势力操控、威权政治合法化的有效工具。

　　伊朗民主的困境，在伊斯兰世界普遍存在。自20世纪中后期民主浪潮席卷伊斯兰世界开始，伊斯兰世界的民主状况一直处于滞缓发展状态。

　　从伊斯兰世界的现实看，各国的民主政治实践差别很大。在已经实现政教分离的国家，比如土耳其、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约旦等国，尽管公众的政治参与仍然处于沉寂状态，但在保留伊斯兰信仰的前提下，他们确实建立了现代民主政体；而在仍然坚持政教合一原则的国家比如沙特和伊朗，以伊斯兰教为指导的神权政治框架几乎成了民主事业的威胁。

　　这些政治现实，证明了伊斯兰教对政治机制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它既可以支持专制主义和神权政治，也可以与民主自由相容。

　　1980年代以来，伊朗的霍梅尼和伊拉克的萨达姆不断向西方叫板，霍梅尼以死亡来歌颂美国，并对英国作家拉什迪发布持续20余年的伊斯兰追杀令；萨达姆则号召发动一场圣战来反对外国的异教徒；伊朗包围西方使馆，真主党、真主军等恐怖团体的暴力行为，更加深了伊斯兰教反民主的形象，甚至引发了西方学界关于伊斯兰教与民主是相容还是相互威胁的大讨论。

　　伊斯兰教的民主困境，在某种程度上来自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伊斯兰教素有宗教复兴传统，最近一次的宗教复兴，是伴随着19、20世纪的反殖民化运动进行的。由于历史上基督教十字军多次东侵，激发了阿拉伯世界的反西方情绪，再加上近现代以来西方在中东进行殖民活动时试图复制民主，但却被地主阶级把持，反而败坏了民主的声誉，民众很容易把这种被扭曲了的民主和西方等同起来，于是增强了此次宗教复兴的反西方、反民主情结。

　　其实，就宗教本身而言，伊斯兰教与接纳民主的犹太教、基督教有一定亲缘关系，都是接受神启示的先知亚伯拉罕的子女，都拥有亚伯拉罕式信仰：共同信仰唯一真神、众先知、启示、天选社团和道德责任。当犹太人和基督徒通过以撒、亚伯拉罕和撒拉追溯他们的世系时，穆斯林则通过亚伯拉罕的长子易斯玛仪及其仆人哈格尔寻找自己的来源。

　　伊斯兰教思想家们也从教义经典中寻找与现代民主和谐的内容。埃及现代思想家阿巴斯•穆罕默德•阿卡德曾在其著作《伊斯兰教中的民主》中指出：伊斯兰教中的“公议”是一种古老的民主形式，原意是指穆斯林社团围绕某重大问题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这和古代阿拉伯部落社会通过协商推举部落首领都是一种民主程序。

　　但是，伊斯兰教义中也有排斥民主的内容：强调真主主权而非世俗主权，不承认在宗教政治领域与个人之间有一个中间机构，大量的公共事务决策权掌握在宗教领袖手中，相信专制的统治者和顺命的百姓，鼓励用暴力圣战来扩大伊斯兰教的边境。此外，它主张穆斯林享有高于非穆斯林的特权，男人高于妇女，自由人高于奴隶，有违公民拥有平等权利的宗旨。

　　因此，伊斯兰教面临的民主困境不是反现代的问题，而是伊斯兰教的现代化进程尚未开始，这需要启动深刻的宗教改革。曾被公认为反民主的天主教在完成宗教改革后，在推动拉美地区的民主化上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如果伊斯兰教能够对其教义进行现代化改革，在向民主方向迈进上，它也有着很好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