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本是测验考生国文能力和水平的一场普通考试，却被当作高三毕业生公共意识和道德水准的一张“试纸”。有些媒体认为，高考作文采用“时评体”是在引导青年关注社会，是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有些媒体认为，高考作文是通向公民社会的文化路径；有些媒体甚至认为，高考作文只有贴近大地才能读懂中国。

　　作为一位曾参加过高考的老考生，也作为一位考生家长，我愤怒地认为，这种不着边际的放大效应，不仅是对高考作文命题的常识性判断谬误，也是文人们的习惯性自恋。假如按这种思维继续下去，那么，高考作文就是把一位考生在不到一小时的课堂里，变成一个惊慌失措的愤怒少年，变成一个对社会毫无乐趣的灰色青年。

　　参加过高考的人都知道，高考作文的成败关键是在其审题和临场发挥。先别说眼下高中教材与出题之题眼有所脱节，就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公共现象，也不可能让一位考生在短时间内作出所谓的“正确价值观”判定。这一点，即便一位具有独立分析能力的时评人，也很难保证在“圆明园兽首拍卖”、“明星代言”等公共事件及现象上，写出同样立场和观点。况且，那么多批阅“考卷”的教师们，是不是也能将这些作文的思想、观点、立场统一起来？假如在这方面出台了“统一评分标准”，那么其本身就是对上述立论的自我“推翻”；假如不设定“统一评分标准”，无疑又是对考生评分的不公。

　　同理，高考作文也不应是“公民责任”、“公民意识”的阐述场所，更无法在一次简单的作答中，“增　　强考生参与和管理社会事务的意识和能力”。如果成千上万考生都在考场上异口同声地批判社会现象。那么，这与当年“张铁生”的白卷式考试又有何区别？要知道，这种文化虚狂主义，本身就是对考生多样性选拔制度的最大讽刺。

　　这几年，高考作文命题的边际放大，甚至出现一种本质和常识的错乱和倒退，完全是舆论对其的过度反应。一方面，它使出题的教育专家不得不在公共压力下，把题目出得更有“眼球效应”；另一方面，也使考生们在那些“处女膜事件”、“周久耕事件”面前慌不择路。这不仅仅是对高考作文常识的抛弃，也是对那些涉世不深的考生们的苛求甚至苛责。

　　其实，让高考作文回归到智力和语文的水平测验上，与孩子们愿不愿承担“公民责任”并不矛盾。因为在我们的社会评价体系里，并不是所有能当好“道德家”、“时评家”的人，就是对社会贡献最大；也不是那些对一些“虚无文化”、“精英文化”不接纳的孩子们，就是思想意识有问题。

　　恰恰相反，在一个教育先进、人文进步的国度里，类似高考作文的题目，都应远离公共热门话题，而去选择科普的、地理的、历史的话题，展开“抽签式”的测验和选拔，包括一些看起来“很笨、很天真”的脑筋急转弯题目。其目的，就是用于开发考生的智力和想象空间。

　　作为一位参加过1979年高考的老考生，当年我的高考作文《陈伊玲的故事》，就采用了一种“改写”体裁，来提炼一件身边小事的大境界。至今，这篇作文对我的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留下了深刻影响，让我念念不忘宽怀为大的人道主义。这种文体，同样不失为一种人文的温暖，不失为优美的文笔表达和严肃思考。

　　今天，我们如若过多地在高考作文题上抓住那些愤怒的社会批判情结不放，不仅会使高考作文变得更加沉重和乏味。同样，也是对那些舆论及时评人昨天还在大喊要为考生“减负”的最大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