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能逐渐拥有一个自由而多元的舆论空间，每个派系、每家观点都能充分表达的社会，恰恰是我们最值得珍惜，也最值得去逐渐完善的公民社会。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如此，有唱正调的，肯定就有唱反调的；有这样调侃的，也就会有那样说理的。

    此文让我反思一个问题：在当前，一旦我们争取到了相当的表达权时候，为何知识分子内部却总有如曹林这般过度焦虑之人呢？

    首先，还是就事论事，让我们回到文中提及的两个事件中去。卢武铉的自杀，恐怕不仅是对当下韩国人心灵的一次震撼，他的死也将成为韩国的历史性事件。没办法，谁让他曾当过韩国总统呢？邓玉娇的杀人与卢武铉的自杀，本身貌似普通的案情和普通生命的陨落，但是，我们又必须认识到，杀人与自杀，两者都牵动了如我之辈的芸芸众生。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都牵涉到了一个同样的词汇：公共。

    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究竟该以哪种方式，何种态度来探讨类似事件。按照作者的思路，国内知识界普遍陷入了争抢话语权而恶意阐释的困境，派系的划分，语义的偷换，乃至知识本身的虚妄，让我们难以平静下来，以十足的理性来探讨此类问题。但是，我想问的是，到底谁能代表真实的理性？这个世界上有纯粹的理性吗？或者，我们真不应该对死了的人品头论足，而是含泪去感叹生活的无常，去讴歌生命的伟大？

    其实，在这里被作者反复运用的“阐释”一词，本身的含义就很模糊。过度阐释可能逾越了阐释应该背负的使命，但是，在一个难以也不需要界定理性唯一标准的时代，阐释的主体以及阐释的意义，本身就应该是多元的。比如，按照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的观点，后世的人们完全有理由去进行自己的多元阐释。

    所以，与曹林苛责国内评论界乱象十足，缺乏统一标准与完全理性相反，笔者认为，今天我们能逐渐拥有一个自由而多元的舆论空间，每个派系、每家观点都能充分表达的社会，恰恰是我们最值得珍惜，也最值得去逐渐完善的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