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东：从“邓玉娇案”看公民社会的成熟历程

邓玉娇案又有“新线索”——21日下午5时30分，两位代理律师夏霖、夏楠与邓玉娇结束一天会谈后，告知记者该案很可能出现重大取证失误。邓玉娇案发当天的内衣内裤至今没被警方提取，而是被邓玉娇母亲张树梅带回家中。

是律师的职业责任与人的良知，让这两位律师在会见邓玉娇后为她的遭遇悲伤得抱头痛哭，夏霖律师一度痛哭失声，多次失态，两人大呼“丧尽天良、灭绝人性”。当即要求媒体通过网络发送一份“求救”信息：“我向我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老师，什么老师都可以。或向贵阳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物证鉴定专家刘开来求助……”

如此重要的物证，警方没有提取。有时间去字斟句酌地“修改”新闻通报的措辞，却“没有时间”去提取最最重要的物质？留下的隐患就是“证物就会消失在人间，指纹等物证就会消失掉”，这样的后果，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警方会不知道？当作为第三方力量的律师痛心疾首地高呼后，警方依然是“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说要请示领导”。

邓玉娇案进展至今，普通公民发出不同的声音，同情与声援成为主流，邓玉娇被不少网民冠以“贞女”、“烈女”、“侠女”的称号。当民众通过媒体获悉，重要的物证至今还未提取，冷静与理性，肯定被胸中的怒火与气愤甩得很远。我们不否认，在邓玉娇案里，公民有不理性的言论，同时，又有很多理性的分析与建议。傅达林撰文指出：囿于专业知识的壁垒，舆论所代表的民意也可能与法律理性发生冲突，在这种冲突的舆情激荡下，司法机关的职责更重，除了要“心无旁骛”地恪守法律理性，让司法避免舆论的干扰；更需要及时释法、释疑，向社会传播正确的法律知识。

公民社会里，公民关注公共事件是出于本能，是责任使然。难道希望公民对公共事件麻木不仁吗？当邓玉娇案成为公共事件之后，公民有关注权，也有话语权，更有监督权。也许，我们现在还处于公民社会的初始阶段，公民社会永没有走向成熟，离理想中的或理性的公民社会还有距离。因此，出现偏激的言论，才是目前公民社会的正常“声音”。公民社会不成熟，司法成熟了吗？成熟的司法会“忘记”提取重要的物证？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对不成熟的法治社会提出“不成熟意见”。

公民无论是偏激的言辞，还是理性的建议，都要成为邓玉娇案“司法之旅”的“清醒剂”。民众真正希望与期待的是，邓玉娇案中的司法理性要基于公正、公开、透明，在民众的监督之下，在公平的天平之上。邓玉娇案还应成为公民社会走向成熟的一次重要经历，也应该成为司法公正、司法成熟的一次重要经历。公民社会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变得成熟，一夜成熟那是唯心的，不现实的。对人而言，多一份经历，就多一份收获。公民社会与法治社会也是如此。邓玉娇案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要成为公民社会与法治社会携手的“纽带”，一起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