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龙：对公款烟有必要再发禁令吗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19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建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察部禁止公款消费烟草制品，杜绝因烟草消费滋生的腐败现象。

　　控烟协会要求国家部门对公款消费烟草制品下禁令，虽然是出于其行业协会的自身责任，但多少也指出了当前控烟中的难点所在：越来越多的公款消费烟草，让控烟难以推行。

比如，前不久就有湖北公安县下发了一个“抽烟文件”，为县直部门和单位公务用烟下达任务；再如，江苏常州的一个镇，一个月的招待用烟共用去2789包中华牌香烟；还有那个抽天价烟的周久耕，据说抽的也是招待用烟……凡此种种，表明烟草消费中确实隐藏着不小的腐败。

　　控烟协会求助于纪监部门，希求以禁令的形式来推动《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实施，其出发点是美好的，毕竟作为行业协会，它对公款消费烟草的腐败现象并不具有约束力。特别是当一些地方以红头文件的形式，来倡导“百官倡烟”、下达“抽烟任务”时，控烟协会除了抗议、呼吁外，想依靠自身力量恐怕不可能抑制这种体制性腐败。

　　然而，针对公款消费烟草，我们真的有必要再发禁令吗？

　　且不说公款不能拿来消费烟草，是一个最基本的现代执政常识。即便是关于禁止公款消费烟草的明文规定，我们也不乏三令五申：1993年，财政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就有明确规定，会议期间不得招待烟、酒、糖、果等；2006年又再次重申，会议费开支不包括招待烟、酒的开支。更何况在公款使用的明细中，从来没见过烟草消费会被列入其中。也就是说，公款消费烟草，早就被明令禁止。

　　既然早就有明文规定，那么再发禁令就纯属多此一举。再说了，公款消费烟草要发禁令，公款旅游要发禁令，公款打麻将也要发禁令，甚至江苏省某市一天之内就有63个部门发布禁令，禁令的泛滥和一些荒唐禁令的出台，不由得让我们产生疑问：难道我们要用禁令来代替法律规定？

　　其实，我们缺的不是禁令，而是禁令的执行力。通常遇上需要整治的事时，都要颁发几道禁令，以显示整治的决心。然而这种一阵风式的整治是否做到令行禁止，或者彻底杜绝某种现象，就很少有人关注。

　　以公款消费烟草为例，倘若纪监部门真的采纳了控烟协会的建议，为此下禁令，但如果没有严格的监督和惩罚机制，不从源头上把好公共财政使用的关卡，禁令也不一定遏制得了公款消费烟草的冲动和惯性。道理很简单，权威部门的明文规定、以前的三令五申都不能禁止，公众又有什么理由相信控烟协会的建议呢？

　　既然公款消费烟草滋生了腐败，那就用党纪法纪惩处吧，这比下禁令的效果可要快得多，也实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