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邓玉娇精神病鉴定关乎司法正义

    不久前发生的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招商办主任邓贵大被女服务员邓玉娇刺死一案，备受公众关注。案发以后邓玉娇就被警方送到恩施州优抚医院“观察”，当时院方采取了“约束性保护”的措施——她的手腕和踝、膝等部位被用布条约束后固定在病床上，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均受到限制。由于警方迟迟未下精神病鉴定委托书，所以院方现在还没有对邓玉娇进行精神病鉴定，邓玉娇的母亲张树梅说，邓的家人是坚持要进行鉴定的。（《重庆时报》5月20日）

    对于此案，争议的焦点有许多，比如邓玉娇是否具有自首情节，邓玉娇的行为是否正当防卫，邓玉娇是否患有精神病等等。自首情节，因为报道语焉不详，不好下结论。

    而邓玉娇的行为是否正当防卫的问题，我个人认为，邓玉娇在面临着邓贵大等三人的不法侵害时，具有防卫权，她是行为不过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的问题。我同意一些专家的观点，如果当时的情形是邓贵大等人“按倒” 邓玉娇并要求“异性服务”，那么邓贵大等人的行为就涉嫌强奸，邓玉娇的行为就是正当防卫，杀死邓贵大不负刑事责任。因为刑法第20条就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如果邓贵大仅仅对邓玉娇是“推坐”，要求“异性洗浴”， 不让其离开现场，没有涉嫌强奸，邓玉娇不能行使“无过当防卫权”，她的行为是构成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要看邓贵大等人对邓玉娇的施暴程度，以及邓玉娇对邓贵大等人的反抗并杀死邓贵大是否是为制止不法侵犯必要且不得已的手段。

    但是，邓玉娇家属提出要对邓玉娇进行精神病鉴定的权利，却必须得到保障。办案民警曾向其父亲咨询了邓玉娇相关情况，其父介绍，邓玉娇情绪很不稳定，在家也经常与她母亲发生争执，她身上长期备有治疗抑郁症的药物。这表明她可能存在某方面的精神障碍，是否具有精神病，还需要专家作出鉴定。

    精神病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完全患有精神病，在案发前、案发时和案发后都患有精神病，根据刑法的规定，这种情形下，被告人是完全无须负刑事责任；第二种情形是间歇性精神病，就是被告人在案发时没有精神病但案发前、案发后有精神病，或者被告人在案发时有精神病而案发前、案发后没有精神病，根据刑法的规定，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如果犯罪时精神不正常，则不应当负刑事责任；第三种是轻度的精神病，也就是说没有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对于这种情形，刑法也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目前，邓玉娇可能患有精神病，也可能没有患精神病；也可能患有的是间歇性精神病，也可能患有的是轻度精神病。因此，对她进行精神病鉴定，对于认定她的刑事责任至关重要。

    但是，现在关于精神病鉴定的最大问题之一是，被告人或者被害人作为诉讼的当事人，虽然有权提出要求作精神病鉴定，但却没有掌握进行精神病鉴定的主动权。对于精神病鉴定的程序，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1989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联合颁布的《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 司法机关委托鉴定时，需有《委托鉴定书》，说明鉴定的要求和目的，并应当提供下列材料…….,。这些规定说明，对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精神病鉴定，由公安司法机关（含检察机关和法院）主动进行，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被害人主动要求进行精神疾鉴定或者不服公安司法机关鉴定结论的，可以而且必须向公安司法机关提出申请，但是否进行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由公安司法机关决定。所以，我们看到，在邱兴华特大杀人案中，邱兴华的家属提出申请要求法院为邱兴华做精神病鉴定，尽管在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下，二审法院仍然驳回了这一申请；同样的，在杨佳案中，许多律师和媒体人士呼吁要对杨佳进行精神病鉴定，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仍然拒绝了这一要求。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为何警方警方迟迟未下对邓玉娇进行精神病鉴定的委托书，到底存在什么猫腻，邓玉娇家属的正当要求是否得到保障？而且，我们也担心，假设警方委托作出精神病鉴定后，如果邓玉娇及其家属不服提出再次鉴定的话，她们的愿望能否得以实现？

    所以，我们希望全方位来关注邓玉娇案，既要关注她是否具有自首情节，关心其是否正当防卫，同时也要关心邓玉娇及其家属在诉讼中的程序性权利，特别是要求进行精神病鉴定以及对鉴定不服要求重新鉴定的权利，避免重蹈邱兴华案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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