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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好工作”越来越难找，高工资的群体在不稳定的同时，规模还在逐步缩小。多数人趋向的不是绝对富裕而是相对贫困，甚至那些刚出校门的新鲜人，还没等做错些什么，就已归入了零收入的失业队伍…… | |
在主流语境中，最近三十年，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让广大民众受益的三十年，也是综合国力提升、产业竞争力增强的三十年，是无论在内部还是外部，成绩都得到广泛肯定的三十年。这些都毋庸赘言。但同时，程度超出制度设计者预想的贫富差距，也在三十年中反复拉大，并在加剧分化。
自2000年开始，我国标志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早已越过0.4警戒线，并逐年上升。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2006年已升至0.496。工资收入差距拉大成为居民家庭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成因——2000年，我国行业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行业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2.63倍；2005年这一比例已增至4.88倍，而合理的行业间收入差距应在3倍左右。
理想中，一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成果应为所有公民所共享。国家富强不仅体现在执政者受到更多内外部的称羡，更在于社会富裕切实提升了民众福祉——居民收入增加，同时预期向好，乐于用更多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社会因富庶而文明，国民会逐步感受到环境日益美化、社交日益友善、医疗教育水准日益提升。即使是偶尔失意的loser，也因有基本的社会安全保障关怀，可以不失尊严地生活。最终，人人都能免于对贫穷、疾病和孤独的恐惧……
好了，这对我们而言，目前还只能是属于梦想乃至妄想的乌有之乡。
现实中，“好工作”越来越难找，高工资的群体在不稳定的同时，规模还在逐步缩小。多数人趋向的不是绝对富裕而是相对贫困，甚至那些刚出校门的新鲜人，还没等做错些什么，就已归入了零收入的失业队伍。
在“好工作”越来越难找的背后，是真正的“好行业”越来越少。
记忆中的改革之初，体面的高收入行业至少包括市政公用事业、商业外贸；1990年代的“好工作”等价于交运仓储、邮电通信，但水电煤气等单位的收入仍然稳定，金融、地产进入上升期；2003年以后的5年间，高收入行业集中在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四大行业。
乍一看，三十年来，我国行业间收入分配演变趋势似乎真是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不仅完全符合发展经济学原理，而且简直就是国家崛起的经典案例。
但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十四亿人当中的多数是在那些劳动密集型的、资本规模小的、传统而且竞争充分的行业中劳作，回报一直偏低；另一方面，在透明的样本群体外，那些既不新兴也没技术的传统垄断行业却几十年如一日地作为“好工作”的同义词存在着。
在控诉种种的不公平有些累了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想知道，当政策假市场和改革之名凌厉地扫向各个角落的时候，当广大企业被要求讲效率改制的时候，当广大工人被要求讲大局下岗的时候，为什么却总有那么几个高度垄断的行业可以倚靠“国际惯例”、国家乃至国民利益之名巍然不动，不动声色地安享几十年不变的盈利模式。
我们不是纯粹因为羡慕或嫉妒而发出疑问。毕竟，有太多“好心的声音”已经在先发制人地试图压制、化解我们世俗的愤怒。一方面，教科书上说，经济发展带来的产业升级会使得从业者收入分化；另一方面，励志剧上又说，不跟别人比父母，要和别人比明天……
但垄断者所引发的恶效应远不止化公为私、以弱凌强，它们的示范还变相抬高了整个社会交易成本，吸引了那些哪怕掌握一点点微末权力的社会成员努力地弃善向恶、有样学样、设租寻租。今天，从医生到教师，从记者到会计，从警察到城管，这些本应极具良知的职业声望不停坠落……社会交易成本极大地增加了市场中多数企业的负担。在机会主义弥漫的商业氛围中，“好行业”、“好企业”的娩出、生存日益艰难，依靠勤劳发家致富逐渐沦为口号。
令人忧虑的是，垄断者的新朋旧友们实力做大同时，多数普通人的生活却日益窘迫。新富和旧富阶层中也还总有少数人时不时跳出来悍然地嘲弄劳动和劳动者，无顾忌地藐视沉默的多数所坚守的诚实、信用和善良。我们几乎已无法寄望于它们自我反省和救赎，唯有期待注重民生的政府能及时强力介入并做点什么。
须提醒的是，历史上，每当贫富分野加剧、中间阶层软弱的时刻，泛滥的不满情绪往往容易成为民粹主义衍生的温床，公众情绪也往往容易受到极端观点的吸引。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震荡，确已到了政府善用转移支付工具，对因没有权势外壳保护而滑向贫困的多数，对那些愈来愈穷、愈来愈衰老的普通人，持久地负起该负的责任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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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liu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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