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只有活着，才是希望

2009年5月12日 整体上，我们有选择的记住了那些被强调的东西，但也遗忘了很多不该遗忘的事情。如此种种，都被那些“活着”所映衬，供我们自己脸红……

1926年的深秋，身在厦门的鲁迅写下了回忆他日本故人的文章《藤野先生》。文中，鲁迅提到了那场令他在日本倍感羞辱的日俄战争：教室课间放着宣扬日俄战争中日军胜利的片子，充当俄国人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逮捕准备枪毙，周围是一群中国人麻木不仁的围观……接着，是鲁迅的耳边响起日本同学的欢呼和掌声。

围观的一幕让鲁迅震惊，也让后来的国人倍感屈辱。震惊与屈辱感支配了此后几十年我们对那段历史的记忆。那一幕中的围观者是必不可少的道具，对死亡的冷漠和围观象征了当时沉疴的社会，宏大的精神反省油然而生。唯一少人刻意留意的是，那些“道具”也是同胞，他们需要活着，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冷眼围观的活着。

靠活着来支撑希望，而不是靠希望来支撑活着，几乎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个体在面对灾难时的本能。就在此时，5-12汶川大地震周年祭之际，媒体的目光再次对准四川灾区，灾区之外的人对灾民的一切想象都可能被推翻。你可以无处不在地看到“活着”的印迹：倒塌的学校在重建，只有“地震”这个中性的名词对倒下的校舍和死难的师生承担责任；劫后余生的孩子们重新回到学校，你依然能从多数孩子脸上找到欢笑，至少在他们打篮球或者在镜头前合影的时候是这样；在北川，冯翔自杀了，经大忠还在为了县城重建忙碌着；背妻的情义男再婚了，村里的麻将桌开胡了，不愿待在安置地的村民也回来重建家业了。

死者已逝，生者如斯。只有活着，才是希望。

不要觉得这样活着太轻易，不沉重。请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在一年前为灾情所动，但今天已经记不起官方公布的遇难人数？自己一年中有几次想起了灾区同胞的衣食温饱？一年来，我们念念不忘用自己刻薄廉价的道德优越感对范美忠恶语相加，却多少忘了更应谴责“纵做鬼也幸福”式的无良诗人；我们只记得自己曾向灾区捐过多少钱，却必须得在有心人的提醒下才去关注捐的钱有多少已经落实给灾民。

整体上，我们有选择的记住了那些被强调的东西，但也遗忘了很多不该遗忘的事情。如此种种，都被那些“活着”所映衬，供我们自己脸红。

就像看鲁迅的文章振臂高呼不是英雄一样，这时跑出来表演对灾区的关注也肯定不能说明你是个赈灾绅士。但我们总还是会遗憾的发现，会有很多人在周年祭这个时刻煞有介事的出现在聚焦灾区的镜头前。比如某个一直远离震区的文学大师，会突然跳出来解释自己一年前的“含泪劝告”其实是“心理干预”。我们总会发现，像这种人其实根本只是在某个特定的时点出现在那里，把灾区和灾民当成自己的道具，留存在镜头里。

我们实在不好意思替他们说，他们给灾区带去了关注和希望。真正的关注和希望，是不吝私利的支援与协助，是高效率的组织重建，是直面良心底线的问责甚至问罪……至少，是默默的祝福与铭记，而不是跑过去流流泪，拍拍照，作作秀，或者对着媒体瞎掰一通自己的歪理邪说。

请铭记死者，并为所有经历了地震活下来的人祝福，祝他们好好活着，守住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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