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为全球流感的疫苗埋单

近期，甲型H1N1流感病毒如洪水猛兽在全球扩散，各国政府竭尽全力严防死守，以防病毒进一步肆虐。几乎所有媒体都将目光聚焦在这一病毒的性质和传播途径，似乎防治流感纯粹就是一个医学技术和组织协调上的问题。可是，如果有兴趣查阅一下历史上类似的事件，不难发现在防治流感这一全球行动的背后，是不同国家和经济团体之间的利益角逐和权利斗争，更是对人类道德良知的审视和考验。

防治流感病毒的疫苗的专利权及其使用权的问题阻碍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联手防治全球传染性疾病上的真正合作。近几年来，诸如禽流感等始发于发展中国家的传染性疾病对当地经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却为发达国家研发疫苗的公司和组织带来了极为丰厚的经济利益。在专利权的名义下，发达国家的医药制剂公司甚至向提供病毒标本的发展中国家所要高价作为提供疫苗制剂的条件。这一做法的直接后果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发达国家至少五分之一的人口可以享用最新的免疫疫苗，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只有不高于二十分之一的人口能够幸运地分享先进的医学成果。

这种雪上加霜落井下石的卑劣行径不仅招致公愤，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造成了国家之间的对立。作为最为极端的例子，2006年，该国卫生部苏帕里明确宣称基因资源的使用属于该国的国家权利，她严正抗议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型的病毒标本提供给发达国家制药公司，而后者借此培植疫苗大发病毒财，却丝毫不给病毒提供国以任何形式的经济或服务补偿。作为一种激烈的反应，印尼宣称将停止提供可供分享的病毒标本。从纯粹经济的角度看，印尼的做法至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毫无疑问，不管你愿意与否，我们置身于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之中。如果蝴蝶效应多少有些夸张，那么资本效应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金融资本、工业产品和伴之而生的交通运输将这个世界压缩为一个村落，当然，还有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传染性疾病。

在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唇亡齿寒的时代，全球治理是一个全人类必须面对的问题。无论在反恐斗争、打击洗钱还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防治传染性疾病等诸多方面，这个世界都需要一个互敬、互谅、互信、互利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许在五百年前，人类的共同利益还是一个及其空洞的词语，但是现在，它已经成为了我们当下的现实。这个世界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需要团结和协作。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于这一人类共同利益的领会，究竟是基于一种客观的外在压力还是基于我们内在的良知和道德。印尼一度不合作的态度背后的台词是，如果有朝一日我是世界上唯一拥有某种新型病毒标本的国家，那就是你们这些发达国家的灭顶之灾。如果是迫于某种压力和现实情况的计较，而不是一种本能的道德良知，发达国家及其私人医药公司放弃了法律赋予他们的从专利中获利的权利，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欢呼雀跃的。因为果然如此，这只是一种幸运的权力斗争的暂时平衡，而人类的运气并不总是这么好的。

可悲的是，这些年，在国际关系中，我们似乎更为认可这种权力均势的逻辑。约翰霍布斯认为社会契约能够成立的前提是：其一，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其二，他深刻地意识到这种自私的本性必须加以约束，否则他自己就会走向灭亡。果如霍氏所言，比流感更为恐怖的疾病迟早会造访这个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