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公务用烟”本就是公权荒诞化

　　湖北公安县红头文件规定全年公务用烟数量，有“公务用烟管理考核办法”。执行之中，甚至出现政府人员进入公务单位翻查垃圾篓、检查烟灰缸的情景。

　　这样的做法，完全配得上“规定明确”、“工作扎实”、“深入细致”等赞语。政府连公务用烟都专门有文件进行管理，抓落实都抓到了从垃圾篓中检查执行情况的程度，要说“工作作风”有问题，是说不过去的。

　　一般，人们总是认为“工作作风不好”，乃是政府行为产生问题的原因。但慢慢很多人都知道，正是“作风”后面的制度缺陷，也就是权力机制，使得不好的“作风”变得普遍和必然。现在看来，无论把治理乱象视为“作风问题”，还是“权力机制”问题，可能都犹有不足。我并不排除“作风”和“权力机制”确实造成了大量的乱象，然而把问题归结于这两个方面，可能需要一个更加基本的假设，那就是治理行为的目的性是正当的。

　　公安县考核公务用烟，“工作作风”是扎实的；权力制约呢，显然有待改进。但要改进的是什么？是“卷烟市场整顿领导小组”需要约束权力，还是权力行为的目的已出现根本问题？简单在现行框架内约束权力，你会要求卷烟管理科学一点、合理一点、柔性一点。但从根本上讲，这些修补可能没有意义。如果权力不以服务社会为念，权力制约大概也可能变成权力之间的相互掣肘和交换分肥。

　　很少有事情能够像公安县“考核抽烟”这样，显示治理行为在目的上的悖谬。公安县的公务用烟考核办法，不是考核减少公务用烟，而是考核公务用烟达到没达到定额，不完成定额就要减扣公用经费。考核办法还指定了用烟品种，“使用非正规渠道卷烟”也要扣减公用经费。

　　“公务用烟”根本上就是一个不应存在的东西，如果有公共财政的严格管理，这项开支不应被允许。然而，抽烟考核背道而行，不仅未能趋向于取消这一开支，而且为这一开支确立最低额度，不完成“任务”还要惩罚。

　　除了公共财政的角度，抽烟问题还有另外的叙述话语。例如健康话语，吸烟有害健康，政府应推进控烟；例如权利话语，抽烟与否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例如公务秩序话语，政府机构应在其活动中减少乃至禁止香烟形象。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公安县的公用用烟考核都无法立足。而只有一个角度，公用用烟考核是“成立”的，那就是“增加税收”。更多的抽烟，有利于税收增加，因而公安县政府需要以增加公务用烟的方法来促进卷烟的消费，并且用规定用烟品牌的方法，来促进某一品牌的香烟的生产。

　　这就是说，一个地方的政府可能成为以收税为最高目的的管理机构。收税成了最高目的，利润成了最高追求，为此，又需要权力助推从而使税收和利润永得继续。

　　思维落到“改进作风”和一般性的“权力制约”之中，会遮蔽更加根本的问题。政治的目的是什么，公民为什么需要一个政府，政府又在为什么而忙碌，治理社会与霸占社会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这些问题值得追问。

　　（作者刘洪波，知名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