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孙东东没走，高锋又来了

    孙东东事件余波未了，高锋事件又给了公众一个措手不及。这位北京警察学院教授，受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委托执笔完成了北京城管的培训教材《城管执法操作实务》，其中的部分章节有宣扬暴力且帮助施暴者不留把柄的嫌疑。

    有人据高锋教授是反劫制暴专家的身份推测书中这些条目很可能直接借鉴甚至援引于防暴警察在类似情况下所采取的手段。但这个推测并不准确，因为防暴警察在类似情况下不需要刻意隐瞒合法暴力。本书传授的某些技巧，却是以阴招伤人且不负责任。而从书中“不要在公众面前控制相对人的暴力抗法行为。如果无法避开围观者，就以较为缓和的方式进行”这段再浅显不过的文字看，相关内容实乃为城管量身定制，编写者乃是明知暴力不可为而为之！它已经同时突破学术伦理和公共伦理的双重底线。

     本来，知识是寻找宇宙天地人间的大道即正确的规律、规则的求真、求善、求美的过程，但不少时候，知识（学术、科学）一旦与权力粘连，突然就变得面目全非狰狞可憎，足可见权力超强的腐蚀性。无论是断言99%以上的老上访户精神有问题、把他们送进精神病院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还是将“伤人不留痕”写进城管教材，都是权力腐蚀知识或者说知识卖身投靠权力的结果。秋风在孙东东事件后认为，学者发言要注意学术和公共政策的界限。但其实这很难做到。知识借权力抬高身价和权力借知识抬高权威，从来都是“相得益彰”的事。主动权主要掌握在权力一方手里，知识和学术一方也会主动地投其所好。

    郭宇宽先生将孙东东的问题乃至当代知识界的问题归结为逻辑启蒙的缺乏。我更赞同顾思齐先生的观点：没有任何一种知识，一种逻辑，一种“深刻的思维方法”，可以先天地避免权势的侵蚀。能够抵制权势的，从来都不是人所拥有的知识，而是拥有知识的人——是人的自身，是他的意志、理想、生气、豪情、骄傲、尊严……“岂不见20世纪中外最有思辨能力的几个哲学头脑，海德格尔在政治上拥抱纳粹主义，萨特也迷惑于‘知识分子的鸦片’，‘深刻的思维方法’又能顶什么用？”

    关键是应该在知识与公共政策之间建立起一道严密的防火墙，避免彼此的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从知识到公共政策之间，这个“惊险的一跃”，不应该由知识者个人来完成，也不应该由权力一方不经民意和法定的程序，与知识一方直接苟合来完成！类似于精神疾病在社会公共领域的认定、城管培训实务教材一类准公共决策，除了引进科学，同样需要民主。这不是用民主投票来干涉科学研究与讨论，而是用民主决定公共事务。这些准公共决策，没有任何权力和资格可以“内部交流”为由拒不公开，而应该全面接受公众监督和检验。而那些被权力青眼有加的专家学者，则千万不要得意而忘形，忘了知识的本义是求真求善。须知，公众的批评是对公共决策未经民主程序过滤和筛选的“补课”，对其再怎么严厉、再怎么穷追不舍都不过分。谁要是因得意、因曲意逢迎而“忘本”，也许就是身败名裂的开始。

   （作者为中国保险报评论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