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害媒体，为富不仁者将自食其果

    中国商人在权力面前，这种“赵孟能贵之，赵孟亦能贱之”的历史怪圈若不走出，中国就很难建立真正的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

　　每当人们说起中国人有“仇富”心结时，我都报之以一哂。这种说法在我看来实在太片面了，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有着和犹太人一样经商天赋的民族，老百姓至今在新年互相见面都打拱行礼“恭喜发财”、大门前贴着“招财进宝”和赵公元帅画像，这样的民族，怎能简单地说老百姓“仇富”呢？

　　老百姓并不仇富，仇恨的是财富来源不正当，仇恨为富不仁、恃富欺凌弱势者践踏正常社会规则和伦理的富人。这样的人，在哪个国度，也遭恨。在中国，由于制度和文化的原因，这种富人的比例更大一些，所以使人感觉到“仇富”成为一种潮流。

　　乌鲁木齐广汇集团公司，因为新疆《都市消费晨报》曾报道其负面新闻，竟然要求公司管理的几十家物业公司阻止《都市消费晨报》的投递员进小区投递。这一例典型的赤裸裸“为富不仁”、倚仗财富破坏正常社会规则的行为。因为有钱，真忘记了自己姓什么，这些管理小区的物业公司，难道不知道他们只是居民聘请来的管家，是服务居民的。不过在法制不健全、制度欠公平的社会，管家欺负主人的事情也不少见。这就相当于主人请某个尊贵的客人来赴宴，因为没给看门的塞红包被守门者拒之门外一样荒谬。广汇集团此举，不但侵犯了《都市消费晨报》的利益，更侵犯了订阅该报的广大居民的利益，居民订阅《都市消费晨报》后，双方之间的合同即告成立，物业公司不让送报进小区就是破坏居民和报社之间正常履行合同，等于侵犯居民的财产权和知情权。

　　为什么一家民营公司这样有恃无恐呢？表面上是资本在作恶，但细究起来我认为是权力在作恶。广汇集团这样做之前一定经过充分的风险评估，如果在一个权力运行透明公平、普通人寻求权利救济渠道畅通的社会，资本家这样做等于自掘坟墓，他会惹上无数官司而且败诉，面临巨额赔偿，商业信誉更是一落千丈。而在中国敢这样做，就是因为中国的富人有一种在公共事务中和纠纷处理中依靠权力占据优势地位的自信。以物业公司为例，中国多数居民不得不接受开发商硬塞给自己的物业公司，而要炒掉一个不良物业，简直如唐僧取经一样艰难，官家往往在普通人和物业公司的争端中拉偏架，倾向于有钱的物业公司。至于商业信誉，许多和权力结盟的企业更不在乎，因为其财富的获得，不在于能否取悦消费者，而是在于能否取悦有权者。如此，你小区居民生气又如何？就算提起诉讼又如何？

　　这就是广汇集团敢如此为富不仁的底气所在！

　　我们看到，广汇集团在解释阻止《都市消费晨报》投递员进小区投递的原因是因为有人在居民报箱里面塞“邪教材料”。这种事实或许存在，但作为服务业主的物业公司没有任何权力替居民擅自处理，他只能善意提醒居民或报告有关治安部门。这又是一起“仆人”替“主人”做主，相当于仆人为主人放牧一头牛，牛践踏别人的庄稼仆人不经主人同意就把那头牛杀死。广汇集团此种解释表示他们深谙中国国情，知道“政治正确”是一把倚天剑，借这把剑就可以所向披靡，掩盖自己的不法行为。

　　殊不知这把倚天剑可以伤别人，也可能伤自己，为富不仁者将自食苦果。因为如果没有一种公平的制度保护弱势者的权益，那么没有谁能是永远的强者而免于不法伤害，强弱之势是靠对比而显现的。广汇集团对广大居民而言是强者，对某些更有权的人与部门，可能就是弱者。如果一种制度保护不了一个乞丐，那么同样可能保护不了一位亿万富翁。说广汇集团此举在为自己掘墓一点也不过分。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他们往往成也官府，败也官府。因为和某位大员关系好，照顾他的生意，如是短时间内暴富。同样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他的靠山失势，其巨额财富同样被权力一夜之间剥夺。财富获得时没有程序公正，财富失去时同样没有程序公正。中国商人在权力面前，这种“赵孟能贵之，赵孟亦能贱之”的历史怪圈若不走出，中国就很难建立真正的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如果建立不起一种“权力只能用于公益，私益只能通过自愿交易”获得的社会制度，今日小区居民和报纸投递员的命运，也许就是明天某某公司高层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