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吃的安全，建立我们自己的公社

作者简介：吴强，德国杜伊斯堡大学政治学博士，现居北京

在这样一种“受控消费主义的科层社会”内部，公民变成了受控制的消费者，并服从于一个官本位的等级秩序，不仅普遍的食源性安全问题无法避免，而且，只具消费权利甚至被强迫消费的消费者不得不每日辛苦挣钱，然后买车、买房、买教育，然后互相攀比服装、财富和等级，沦为现代主义铁笼内的孤独的天竺鼠，在圆笼上跑个不停

公社时代结束了吗？不，才刚刚开始。

当媒体还在淘古井般争论，史上最后一个“人民公社”究竟是河北周家庄乡、还是湖北李家港村、或者广东崖口村的时候，又一家新的公社又在北京朝阳区诞生了——莎拉公社。这不是记工分、搞分红的生产社，而是一块招募城市居民租地种菜、自种自吃的社员共同体。到目前为止，虽然总共1500个地块还没有全部被认领，但是北京居民的参与热情已经让人吃惊。一个城市公社的时代似乎正在到来。

莎拉公社，顾名思义，只是一间菜园子，经北京朝阳区政府联合办公会议批准立项的农耕体验园，并非完全由一群志同道合者志愿组织起来的“公社”。不过，在人民公社淡出社会生活30余年之后，城市居民们走出钢筋水泥的单元房，回归土地，重新组织起一个共同体，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当然，对大部分“社员”来说，意义似乎更简单，只关于绿色蔬菜和农耕体验，并不在乎“公社”本身。这不奇怪，当社会成员被单位的蕃篱、钢筋丛林的小区和陌生人间的心防隔离太久，人们愈加依赖家族和朋友等等传统共同体的纽带，对社会的记忆或者什么是社会已经恍若隔世。

社会，尤其是陌生人的社会，对今天的国人来说，形同三聚氰氨、农药残留、洪水猛兽，没有信任，只有凶险、欺诈，代表着不安全、不确定和不信任。难道这就是我们每日辛苦奋斗，各自供房、养车、努力实现梦想之后的共同空间吗？

公社，在中文语境里，源于社，按《管子·乘马》，“方六里，为社”。很多古老的风俗，如社火、社戏，等就反映了这种传统共同体的社会生活。而公社，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社，也不同于欧洲传统的共同体，源自近代社会主义的实验性创造。到今天，不同类型、世俗或精神的公社分布在世界各地，多半在农村，部分在城市，构成了一副世界性、多样性的社会主义实践景观。

其中，1967年成立的柏林“一号公社”曾经标志着整个68运动背后全新的生活方式；1989年建立的英国苏塞克斯公社已经成为社区楷模；美国中部的“东风公社”仍保留着对社会的反叛。更多的，则是形形色色、数量庞大的居住/住房共同体、生产和消费合作社，和信仰团体。重要的是，他们分享资源、信念和平均主义的生活方式，以此区别于消费主义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而“受控消费主义的科层社会”正是鲍德里亚所称的现代主义症结所在，也是今天中国社会的写照。

在这样一种“受控消费主义的科层社会”内部，公民变成了受控制的消费者，并服从于一个官本位的等级秩序，不仅普遍的食源性安全问题无法避免，而且，只具消费权利甚至被强迫消费的消费者不得不每日辛苦挣钱，然后买车、买房、买教育，然后互相攀比服装、财富和等级，沦为现代主义铁笼内的孤独的天竺鼠，在圆笼上跑个不停。

因此，任何的公社，无论只为吃到干净的蔬菜莎拉，还是为了研习国学，或者体验毛主义的精神农村，或者进行无政府主义的试验，都是对我们身处的“受控消费主义”也就是“科层社会”控制下的生产秩序的反抗，而富有社会革命的意义。

如果说集体农庄式的社会主义已经证明其在全社会领域的不现实，那么，一个个基于自愿原则之上的公社的建立和继续，则在社会的局部实践着另一种可能：在一个个具体、分散的社会空间内，感受安全、信任和价值，最大化地缩小贫富差距和等级差异。这不正是失败的1871年巴黎公社和1927年上海公社曾经梦想的社会目标吗？

我想吃到新鲜的莎拉。你想吗？

（作者系搜狐评论专栏作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