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林林：查处“旅游受贿”不能止于行政问责

    山西交口县人大未经批准，擅自组织机关干部、职工公款出国旅游，共花费企业赞助款近54万元。日前，吕梁市纪委对7名相关责任人，分别作出撤职、降级、党内警告处分等决定。（4月12日山西新闻网）

　　当地企业凭啥要赞助数十万元“请”县人大官员出国旅游？其中，存不存在另类权钱交易？比如，变着法儿让企业老总“当选”人大代表，或授意其他代表为慷慨解囊的企业“仗义执言”？如果，确有这类见不得阳光的事情，那么，对韩福平等人的处理，恐有“高举轻打”之嫌。

　　早在2000年，中纪委办公厅、监察部办公厅就下发文件指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接受其邀请，本人或携带亲友外出旅游，费用由邀请方支付的行为，应以受贿论处。去年11月下旬，“两高”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收受银行卡”、“接受旅游费用”等，均涉嫌受贿罪。

　　而且，这方面的判例已不鲜见。去年底，南京某医院负责人因职务犯罪落网后，检方发现被告一家人接受了某药品商赞助的1万余元“国内游”。检方认定，这笔钱应计入其受贿数额，作为量刑依据。

　　依我之见，必须彻查交口县人大官员与赞助企业之间，是否存在投桃报李、各取所需的问题。或许，人大官员给予企业的“回报”，表面看来有点“虚”，但亊实上，有可能涉及到民主监督、政策执行层面，由此产生的后果往往更为严重。所以，对这类集体性的“旅游受贿”，绝对不能就事论事，止于目前看似严厉的行政问责。